第一节：晨院送电视喧哗
2010年3月8日，星期一，高屏县云清镇刘新月家院内
晨光刚漫过院墙上的青苔，那层绿就像被浸了温水的绒布，软乎乎地贴在砖缝里——砖是父亲生前从后山拉来的黄土砖，历经二十多年风雨，表面已泛出深褐，砖缝里的青苔却透着鲜活，根须钻进砖的孔隙里，年年春天都准时冒头，像给老墙镶了圈毛茸茸的绿边。墙根下的狗尾草还沾着夜露，穗子垂得低低的，露水珠滚在细绒毛上，风一吹就晃，“嗒”地落在青砖上，轻得像怕惊着刚醒的院子。青砖是母亲嫁过来那年铺的，三十多年过去，边角被鞋底磨得圆润，有的砖面还留着浅浅的脚印，是刘新月小时候跳房子时用粉笔画了格子，光着脚踩出来的，现在粉笔痕淡得快看不见，脚印却像长在了砖上。
刘新月正站在灶台边刷搪瓷杯，杯沿的缺口是去年冬天冻裂的——那天她值完晚自习回家，零下几度的天，杯子里的热水在半路结了冰，她没注意，一拧盖子就听“咔”的一声，裂了道半寸长的缝。此刻缺口蹭过指尖，带着点磨砂的糙意，她慢了慢动作，抬头往窗外瞅。窗帘是母亲三年前用旧被面改的碎花布，淡蓝底上印着小白菊，洗了十几次，菊瓣褪成了浅灰，只剩花心还带着点黄，发白的边角垂在窗台上，被晨风掀得轻轻晃，像片要飞的枯叶。布缝里能看见两道晃动的黑影，一高一矮，正抬着个方方正正的东西往院里走，塑料包装在晨光里泛着冷亮的光，像块刚从冰水里捞出来的玻璃，晃得人眼有点花。
灶台上的铁锅还留着昨晚熬粥的糊底，是她不小心煮过头了——昨晚批改完最后一本作文已经快十一点，作文本上满是孩子们歪歪扭扭的字，有个孩子在作文里写“刘老师的手冻得红通通的，还在给我们改作业”，她看着心里暖，熬粥时靠着灶台打了个盹，锅底就结了层焦黑。她用丝瓜瓤蘸着热水蹭了两下，水珠顺着杯壁往下滴，在灶台的青砖上积成小水洼。那水洼里映着窗棂的影子，也映着她额前垂下来的碎发，碎发是前几天在镇上“娟子理发店”剪的，理发师手重，剪得比她想要的短，风一吹就贴在额头上，有点痒。她抬手把头发别到耳后，指尖碰到耳垂，还带着夜里的凉意——昨晚没关紧窗户，冷风灌进屋里，把床头的旧毛毯都吹得翻了边。
走到堂屋门口时，手刚碰到木门的铜环，就听见教导主任洪亮的声音裹着晨间的寒气飘进来：“小刘老师，在家呢？王校长托我送彩礼来啦！”铜环是黄铜的，被祖孙三代摸了几十年，已经磨得发亮，只有缝隙里藏着点绿锈，指尖蹭过，带着点涩意，像摸到了岁月的痕迹。
这话像颗小石子扔进刚化冻的河里，“咚”的一声，连院门外的空气都颤了颤。刘新月攥着铜环的手紧了紧，指腹把绿锈蹭下来一点，落在手心里，那涩意顺着指尖往上爬，像她心里突然冒出来的慌。她转头就看见张大妈扒着院门缝往里瞅，张大妈穿着件枣红色的棉袄，是前年过年时女儿从外地寄来的，领口磨得发亮，袖口还缝着块同色的布补丁，针脚歪歪扭扭的，是张大妈自己缝的。张大妈满脸的笑挤得眼角皱纹堆成褶，连嗓门都带着雀跃：“这是啥好东西啊？看着怪沉的！我昨儿听我家老头子说，王校长要给你送彩礼，还以为是布料棉花呢，没想到是这么个大家伙！”她说话时，嘴里的热气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，飘到刘新月面前，带着点早饭的玉米粥味，还有点咸菜的咸香。
教导主任没回头，他穿着件藏青色的中山装，是前几年学校统一发的工装，领口别着颗银色的纽扣，是去年学校评“优秀教育工作者”时发的纪念品，他一直别在身上，舍不得摘。中山装的袖口卷到小臂，露出里面的浅灰色秋衣，秋衣袖口有点松，磨出了毛边，是洗了太多次的缘故。他正指挥着两个穿蓝色工装的工人往院里挪，工人的工装是镇上机械厂的制服，胸前印着“云清机械”四个字，已经洗得发白，袖口沾着点机油印，是早上帮厂里修完机器就直接过来了，还没来得及换衣服。“小心点，别磕着！这可是19寸的液晶电视，王校长特意托人从县城‘宏图电器城’捎来的，昨天下午才到镇上的供销社，我今儿一早就去拉了，生怕晚了。”教导主任的声音比平时在学校开会时还高，震得院角的槐树叶子都晃了晃——槐树上还挂着去年过年时刘新月挂的红灯笼，红绸已经褪色，风一吹就“哗啦”响，像在凑热闹。
工人“哎”了一声，脚步踩在院角的泥地上，留下两个深深的脚印——那片地是前几天下雨踩烂的，现在半干半湿，鞋底沾着的泥块掉在地上，散出股潮湿的土腥味，混着晨光里的露水味，飘到刘新月鼻尖下。她想起小时候，每到下雨天，父亲就会在这片地上垫几块木板，怕她摔着，木板是从后山砍的松树，带着松香味，现在木板早就烂了，只留下浅浅的印痕，藏在泥里。
刘新月往后退了半步，后背贴上冰凉的木门框。那门框是父亲生前用后山的老松木做的，现在已经发乌，木纹在晨光里看得清清楚楚，一圈圈的，像父亲手上的老茧。靠在上面，能感觉到木纹的凹凸，像父亲粗糙的手掌轻轻贴着她的背。院里的旧木凳还摆在槐树下，凳面裂着道缝，是去年暴雨冲坏的，雨水泡胀了木头，干了就裂了缝，母亲用铁丝捆了两道，现在铁丝上都生了锈，锈迹顺着裂缝渗进木头里，像道褐色的疤。凳面上还留着刘新月小时候画的小人，用粉笔涂的，现在淡得只剩个轮廓。
晾衣绳是拉在槐树和堂屋门框之间的，用的是父亲以前编的麻绳，麻绳已经发黄，上面还留着父亲编绳时的指痕，每一道都透着用力的痕迹。绳上挂着两件洗得发白的衬衫：一件是她的，浅粉色，是刚参加工作时在镇上“惠民服装店”买的，当时花了她半个月的生活费，现在领口有点松，袖口磨出了毛边；另一件是父亲的，浅灰色，是他退休时学校发的纪念品，现在肩膀处已经洗得有点变形，领口还留着父亲戴过的老花镜压出的浅痕，像父亲还在时的样子。那台黑色的液晶电视在晨光里泛着冷光，外壳上的塑料膜还没撕，映得周围的一切都显得灰蒙蒙的——包括她攥着衣角的手，指节都泛了白，棉布在指缝里皱成一团，像她此刻乱成麻的心。
“小刘老师，发啥愣啊？”教导主任转过身，手往电视上一拍，灰尘在晨光里飘成细雾，像撒了把碎米。他的手掌上沾着点机油，是刚才帮工人搬电视时蹭的，在黑色的电视外壳上留下个浅印，像块小小的疤。“王校长说了，你在学校教书辛苦，每天除了上课就是批改作业，家里没个电视也闷得慌，这玩意儿能看二十多个台呢，晚上备课累了，还能看看新闻放松放松。”他说话时嗓门太大，惊飞了槐树上的三只麻雀，鸟扑棱着翅膀飞走，鸟粪“啪”地掉在旧木凳上，白花花的一点，格外扎眼，像落在心上的刺。
刘新月盯着那点白，忽然觉得喉咙发紧，像有根细弦绷得太紧，再用力就要断了。她想起上周三的晚自习，她在教室批改作文，教室里只有她和两盏日光灯，灯管有点闪，嗡嗡地响。学生王小丫在作文里写：“刘老师总是最后一个走，她的台灯亮到很晚，像天上的星星，照着我们的作业本。”作文本上的字迹歪歪扭扭，还沾着点墨水印，是王小丫不小心滴上去的，旁边还画了个小小的笑脸，用彩笔涂了红脸蛋，写着“老师别太累”。当时她摸着那行字，心里暖得像揣了个热水袋，特意在评语里写“谢谢小丫，老师不累”，现在面对这台电视，那点暖意却被慌意盖得严严实实。
两个工人把电视放在院中央的八仙桌上，那桌子是母亲的陪嫁，红漆已经掉了大半，露出里面的木头纹路，带着天然的浅褐色，边缘缺了块角——是她小时候爬桌子够糖罐撞的，当时糖罐掉在地上，摔碎了，母亲还骂了她一顿，后来却用砂纸把角磨圆了，怕她再撞着。现在电视一压，桌子腿好像都微微下沉，发出点轻微的“吱呀”声，像老人的叹息，轻轻的，却扎心。教导主任又指着三轮车里的两个大纸箱，纸箱上印着“锦绣阁”的字样，红色的宋体字，看着很喜庆，是县城最有名的家纺店，母亲去年还跟她念叨过，说“锦绣阁的蚕丝被最好，就是太贵，舍不得买”。“这里面是两床蚕丝被，王校长去县城的‘锦绣阁’挑的，说是桑蚕丝的，冬天盖着暖和还轻，不会压得人喘不过气。你别看这箱子小，里面的被芯可厚实，我摸了摸，软乎乎的，比棉花被轻多了。”他弯腰去搬纸箱，腰间的皮带扣“叮”地撞在车帮上，声音在安静的院里格外清楚，像敲在刘新月的心上，一下下的，沉得慌。
刘新月终于找回自己的声音，却轻得像蚊子叫，连她自己都快听不清：“主任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”她的指尖把衣角绞出三道深印，指腹蹭着棉布起了毛边，却没敢松开——就像在学校里，面对调皮的学生，她总是攥着衣角，才能稳住语气，不让自己的慌露出来。有次班里的张强上课偷偷玩弹弓，把纸团射在黑板上，她走过去，也是这样攥着衣角，轻声说“上课要认真听讲，弹弓下课再玩好不好”，张强当时就红了脸，把弹弓收进书包里，后来还跟她道歉。可现在面对这台电视，她的慌比那时多了十倍，连声音都在抖，像被风吹得晃。
“这哪能不要？”教导主任直起腰，额头上沁出细汗，是刚才搬纸箱累的，他掏出兜里的手帕擦了擦，手帕是白色的，边角有点黄，是他老伴给他缝的，上面还绣着个小小的“李”字，用的是红线，洗得有点淡了。“王校长特意交代的，说这是给你的‘彩礼’，以后你们俩的事，还得靠你多担待。他知道你是个踏实姑娘，在学校对学生好，对同事也和气，上次李老师生病，你还帮她代了一周的课，没要任何报酬，他心里是看重你的。彩礼”两个字像块石头砸在刘新月心上，沉得她喘不过气，胸口发闷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。
她想起半个月前，母亲在电话里哭着说“王校长是镇上的能人，你嫁过去不受罪”，电话那头的电流声“滋滋”响，母亲的声音带着哽咽，“你爸走得早，我一个人拉扯你不容易，王校长能帮衬你，妈也放心。你看你现在住的房子还是老房子，下雨天还漏雨，王校长能帮你修修，你教学生也能安心”。当时她握着电话，也是这样攥着衣角，直到指节发麻，最后只说了句“妈，我知道了”。挂了电话，她坐在学校的教师宿舍里，看着桌上的教案本，上面写着“三年级英语单词听写计划”，还有学生的名单，谁的单词总记不住，谁的发音不准，她都标得清清楚楚，可心里却乱得写不下去——她知道母亲是为她好，可她总觉得，这份“好”像条绳子，把她捆得有点喘不过气。
那会儿农村教师的待遇刚有改善，2009年国家推行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绩效工资改革，2010年春天正好是第一次发放绩效工资，刘新月每个月能多拿三百二十六块钱，可即便这样，她的工资加上绩效，每个月也只有一千二百多块，刚够维持自己的生活和给母亲买点药。王校长送的这台电视，她在供销社见过，标价两千三百八十块，抵得上她近两个月的工资，这样贵重的礼物，让她怎么敢收？
院门外的人越来越多，张大妈已经挤了进来，她的枣红色棉袄蹭到了门框，留下点绒毛，是洗得太多掉的，像蒲公英的小伞。她伸着脖子往电视上瞅，眼睛都亮了，像看到了稀罕物：“哎哟，这电视得好几千吧？我家那台还是十年前我儿子结婚时买的14寸彩电，现在屏幕上总跳雪花，换台还得站起来拧按钮，晚上看个天气预报都费劲，有时候雪花太大，连主持人的脸都看不清。小刘老师好福气啊，王校长年轻有为，还这么疼人，你可得好好跟他过日子，别辜负了人家。”她说话时，唾沫星子喷在刘新月脸上，带着点早饭的葱花味，刘新月勉强笑了笑，往后又退了半步，脚后跟碰到了门槛，差点绊倒——那门槛是用青石板做的，被踩了几十年，边缘都磨圆了，雨天还会有点滑，父亲以前总在上面垫块布防滑。
“可不是嘛，”旁边的李婶也凑过来，她穿着件浅紫色的外套，是女儿从外地寄回来的，领口还带着标签，没舍得剪，标签上的字都被磨得快看不见了。手里还拿着个菜篮子，里面装着几根小葱和一把菠菜，葱叶上还沾着泥，是早上刚从自家菜园里拔的，菠菜上还带着露水，亮晶晶的。她手往蚕丝被的纸箱上摸了摸，指尖轻轻敲了敲，像在掂量重量，又像怕碰坏了：“这被子摸着就软和，我家那口子去年想买一床，去县城‘锦绣阁’问了价，最便宜的都要六百八十块，他嫌贵没舍得，说棉花被也能过冬，省点钱给孙子交学费。小刘老师，你看王校长多上心，连被子都给你挑最好的，你可得好好跟他过日子，别让他寒心。”
李婶说话时眼睛盯着电视，嘴角的笑压都压不住，刘新月看着她的样子，忽然想起在学校里，学生们围着新教具时的好奇眼神——去年学校新买了套数学几何模型，是塑料做的，能拼出三角形、正方形，孩子们凑在跟前，手指轻轻碰着模型，眼里满是纯粹的喜欢，有的孩子还小声问“老师，这个能借我玩会儿吗”。只是现在，李婶眼里的好奇里，多了太多她读不懂的复杂东西，有羡慕，有期待，还有点说不清的打量，像在看一件稀有的物件。
教导主任又说了几句客气话，比如让刘新月好好用电视，要是出了故障就去找他，他认识供销社修电器的王师傅，修了二十年电器，手艺好还不贵，上次学校的投影仪坏了，就是王师傅修好的；还说蚕丝被要放在干燥的地方，别受潮了，最好在衣柜里放两包樟脑丸，防蛀虫，他老伴就是这么放的，蚕丝被用了五年还跟新的一样。然后就带着工人走了，工人把三轮车掉头时，轱辘碾过门口的石子，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响，石子是父亲以前铺的，怕下雨天路滑，现在有的已经陷进泥里，只露出点尖角，像颗颗小牙齿。
三轮车轱辘的“吱呀”声远了，张大妈和李婶还没走，围着电视转来转去，一会儿说屏幕亮，像镜子似的，能照见自己的头发白了几根；一会儿说外壳好看，黑得发亮，比别人家的彩电洋气；一会儿又说王校长细心，连电视的包装都没拆，怕蹭坏了，真是个贴心人。刘新月站在旁边，像个外人，只能看着她们的嘴唇动，却听不清说的啥——耳朵里嗡嗡的，像有无数只蜜蜂在飞，那些蜜蜂还带着晨光里的寒气，扎得她太阳穴疼，一阵阵的，像要炸开。
风卷着泥土味吹过来，晾衣绳上的衬衫晃荡着，擦过槐树的枝桠，发出“沙沙”的响，像父亲以前给她讲故事时翻书的声音。父亲以前总在槐树下给她讲故事，讲《孔融让梨》，讲《凿壁偷光》，她坐在父亲的腿上，手里拿着块糖，听得入迷。刘新月的目光落在衬衫袖口的毛边上，那毛边是洗了无数次磨出来的，她每次缝衣服都想把它剪掉，可母亲说“还能穿，别浪费”，她就一直穿着。有次上课，张强指着她的袖口说“老师，你的衣服破了”，她当时笑着说“没关系，还能穿”，张强却从书包里掏出块创可贴，是卡通图案的，递过来说“老师，贴住就不磨手了”，现在想起那一幕，她的眼睛有点湿，心里暖得发疼。
忽然想起昨天在学校批改作业，学生王小丫在作文里写“刘老师的袖口破了，我想把妈妈给我的新布送给她，让妈妈给老师缝个新袖口。妈妈说老师是好人，教我们认字，还帮我梳头发”，作文本上的字迹歪歪扭扭，还沾着点墨水印，旁边画了块小小的花布，是王小丫用彩笔画的，红色的底，黄色的花，像院子里的月季。当时她还笑着摸了摸王小丫的头，说“老师的衣服还能穿，谢谢你呀小丫”，王小丫的脸红红的，像院子里刚开的桃花，小声说“老师别客气”。可现在，面对这台崭新的液晶电视，她却觉得自己的旧衬衫像块补丁，贴在显眼的地方，怎么都遮不住，寒酸得很。
“小刘老师，我们就不打扰你了，”张大妈终于看够了，拉着李婶往门口走，她的枣红色棉袄扫过门槛，留下点灰，像条小尾巴。“你赶紧把电视收屋里，别淋着雨，这玩意儿金贵，淋了雨就坏了。还有那被子，赶紧晒晒太阳，杀杀菌，春天潮，容易长霉，到时候就不好用了。”刘新月点点头，没说话，喉咙里还是发紧，像堵了团棉花，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。
直到她们的脚步声消失在巷口，她才松开绞得发皱的衣角，指腹搓了搓，满是棉布的纤维，像细小的刺，扎得指尖有点痒。院中央的电视还在泛着冷光，八仙桌的腿好像更弯了，那“吱呀”声好像更清楚了，像在叹气。刘新月走过去，指尖轻轻碰了碰电视外壳，塑料的凉意顺着指尖往上爬，一直爬到心口，让她打了个寒颤，像掉进了冷水里。
槐树叶上的露珠往下滴，“嗒”地落在电视上，又滑下来，在外壳上留下一道水痕，像哭花的泪。她伸手想去擦，指尖碰到水痕，凉得像自己的眼泪，冰得她指尖发麻。她抬头看了看天，晨光已经爬得很高了，金色的光洒在院里，把所有的影子都拉得很短，像被踩扁了似的。远处传来镇上供销社开门的“哗啦”声——那是卷帘门被拉开的声音，她每天去学校都要经过供销社，老板姓赵，总是早早开门，在门口摆上香烟和火柴，偶尔还会给她留块热乎的玉米饼，说“小刘老师，早饭还没吃吧，垫垫肚子”。
还有卖油条的吆喝声，“油条——刚炸的油条——”，声音裹着油香，飘得很远。卖油条的是张大爷，他的油条炸得外酥里嫩，每天早上都排着队，刘新月偶尔会买两根，当早饭，配着豆浆，吃得很满足。这些熟悉的声音，今天却显得格外陌生，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，听不真切，像在梦里。
刘新月盯着电视上的水痕，忽然觉得脚像钉在原地，挪不动半步——这台电视，像个沉甸甸的壳，一下子把她裹住了，连呼吸都变得困难，胸口闷得慌。她想起自己刚分配到云清镇中学时的样子，那是2008年的夏天，她背着行李，站在学校门口，看着破旧的教学楼，墙面还留着雨水冲刷的痕迹，窗户上的玻璃有的用塑料布糊着，风吹过就“哗啦”响，心里却满是憧憬。她想教农村的孩子学知识，想让他们知道山外面的世界有高楼大厦，有火车飞机，想让他们以后能有选择的机会，不用像父辈一样，一辈子守着几亩地，靠天吃饭。
那时她住在学校的教师宿舍，宿舍只有十几平米，里面摆着一张床、一张桌子和一个柜子，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旧家具，桌子的抽屉还关不严，得用东西顶着。晚上备课只能用台灯，灯光昏黄，却照得她心里亮堂。她每天早上五点起床，去操场跑步，操场是土的，下雨就泥泞，跑完步鞋子上都是泥，她就坐在宿舍门口擦鞋子，一边擦一边哼着歌；晚上批改作业到十点多，学生们的作文本堆得像小山，她却一点都不觉得累，因为每个作文本里，都藏着孩子们的梦想，藏着她的希望。
院墙上的青苔被阳光晒得有点干，颜色变深了些，像被染上了墨。刘新月走到晾衣绳边，伸手把自己的衬衫取下来，衬衫还带着点潮气，贴在手上，凉丝丝的，像刚从井里捞出来的。她把衬衫叠好，抱在怀里，像抱着点什么珍贵的东西——这是她用第一个月工资买的，虽然旧了，却陪着她度过了无数个备课的夜晚，见证了她第一次站上讲台的紧张，第一次收到学生礼物的感动，第一次被学生叫“老师”的温暖。
转身往屋里走时，又看了一眼那台电视，它还静静地摆在八仙桌上，泛着冷光，像个沉默的客人，却让她觉得浑身不自在，坐立难安。屋里的陈设很简单，堂屋中间摆着张方桌，两边是两把椅子，椅子的扶手都磨得发亮，是父亲生前常坐的，他总在椅子上看报纸，戴着老花镜，偶尔会念给她听。墙上挂着父亲的遗像，黑色的相框，父亲穿着中山装，笑得很温和，那是他退休时拍的，当时刘新月还在上小学，抱着父亲的腿，说“爸爸真帅，像电影里的英雄”。
刘新月把衬衫放在椅子上，走到遗像前，轻轻擦了擦相框上的灰——相框上总是积着点灰，她每天都会擦一遍，像在跟父亲说话，跟父亲分享学校里的事，学生的进步，她的快乐和烦恼。“爸，王校长送了台电视来，说是彩礼，”她轻声说，声音有点抖，像被风吹得晃，“我不想收，可我不知道该怎么拒绝。妈说他是好人，能帮衬我，可我总觉得，这不是我想要的。”她想要的，是能安安静静地教书，是能看着学生们一个个走出大山，是能靠自己的努力，让母亲过上好日子，而不是靠别人送的电视和被子，靠一场没有心动的婚姻。
遗像里的父亲没说话，只是温和地笑着，像在鼓励她，又像在安慰她。刘新月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，砸在相框的玻璃上，“嗒”的一声，像刚才的露珠，碎成了小水珠。她赶紧用袖子擦了擦，怕眼泪把相框弄湿，袖子上还带着衬衫的潮气，擦在脸上，凉丝丝的，像父亲的手轻轻摸着她的脸。
转身想出去把电视搬进屋里，却听见院门外又传来“咚咚”的敲门声，比刚才教导主任来的时候轻，却更让她心慌——她怕再有人来围观，怕再有人说那些让她心里发沉的话，怕再看到那些带着好奇和议论的眼神。她深吸一口气，攥了攥衣角，才慢慢走向门口，手指碰到铜环时，还是忍不住抖了一下，像触碰什么滚烫的东西。
第二节：邻舍围观议彩礼
2010年3月8日，星期一，高屏县云清镇刘新月家院内门口
张大妈刚走没两分钟，院门外的敲门声就像片轻云似的飘过来，“咚咚，咚咚”，节奏慢，却每一下都敲在刘新月的心上，像小锤子轻轻砸着，让她心慌。那声音很轻，像是怕惊着院里的什么，又像是带着点试探，怕打扰到她。她还没来得及应声，门就被推开一条缝，王大爷的脑袋探了进来——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，梳得整整齐齐，用的是最便宜的发油，香味很淡，贴在头皮上，没几根头发却打理得一丝不苟，像怕别人笑话。花白的胡子上沾着点早饭的米粒，大概是喝稀粥时没注意沾上去的，他自己没发现，还在轻轻捋着胡子，像在思考什么大事，又像在摆长辈的架子。
王大爷的眼睛直勾勾地往院里的电视瞅，眼神里满是好奇，像个刚看到新鲜玩意儿的孩子。他今年七十三岁了，是巷子里年纪最大的，平时很少出门，除非是邻居家有红白喜事，或者有什么新鲜事，今天听说王校长给刘新月送了彩礼电视，特意拄着拐杖过来瞅，怕来晚了看不着。“新月啊，听说王校长给你送电视了？”王大爷的声音有点哑，像是刚喝完热茶，喉咙还带着点烫意，又像是年纪大了，声带有点松弛，说话没力气。他一边说一边往院里走，脚步有点慢，拄着根枣木拐杖，拐杖头被磨得发亮，是用了几十年的老物件，上面还刻着个小小的“王”字，是他年轻时自己刻的。
他的脚步踩在刚才工人留下的泥脚印上，把印子踩得更乱，鞋底沾着的泥块掉在地上，和原来的泥印混在一起，变成了深褐色的斑块，像幅乱七八糟的画。“我来瞅瞅，啥样的电视这么金贵，让张大妈刚才在巷口说得天花乱坠。她跟我说的时候，我还不信，说你一个踏实姑娘，从小就不贪慕虚荣，穿衣服都捡旧的，哪会要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没想到还真有。”王大爷走到离电视还有两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，没敢再靠近，怕自己的拐杖碰着电视，也怕自己的老胳膊老腿不小心撞到桌子，只是远远地打量着，眼睛里的好奇更浓了，像在看稀世珍宝。
刘新月站在原地没动，手指又开始绞衣角——这是她从小养成的习惯，一紧张就攥着衣服，小时候是母亲的衣角，软软的棉布，能让她安心；后来是父亲的衣角，粗布的，带着父亲身上的烟草味；现在是自己的衣角，粗糙的棉布，却只能让她更慌，更乱。“就是台普通的液晶电视，王校长太破费了，我本来不想收的，可他让教导主任送过来，我没好意思推，怕驳了他的面子。”她的声音比刚才还轻，怕说得太大声，会惊动巷子里其他的人——这条巷子住了十几户人家，都是沾亲带故的，谁家有点事，不出十分钟就能传遍整个巷子，连谁家炖了肉，放了多少盐，都能被议论半天，更别说这么大的电视了。
可偏偏怕啥来啥，王大爷刚走到电视跟前，还没来得及仔细看，巷口就传来李婶的声音，带着点气喘吁吁，像是跑着过来的：“老王，你也来看电视啦？我刚才跟你说你还不信，这会儿亲眼看见了吧？我就说王校长疼小刘老师，你还说我瞎吹牛，现在信了吧？”李婶说着就走了进来，她的浅紫色外套上沾了点灰尘，大概是刚才走得太急，蹭到了巷口的土墙，墙上的灰都蹭在了衣服上。她的头发有点乱，是被风吹的，一边走一边用手理着，把乱发别到耳后，脸上还带着点汗，是跑热的，汗珠挂在额头上，亮晶晶的。
后面还跟着两个年轻媳妇，一个是镇上裁缝铺的赵姐，一个是卖菜的孙媳妇，两人都挎着菜篮子，菜篮子里的蔬菜还带着露水，显然是刚从菜市场回来，顺路过来瞅热闹，不想错过这么大的事。赵姐的菜篮子里装着几块花布，是她刚从县城“美华布行”进的货，布上印着小碎花，有粉色的、黄色的，还有浅蓝色的，和刘新月家的窗帘有点像，只是颜色更鲜艳，花也更大。她的裁缝铺在镇东头，开了五年了，刘新月的好几件衣服都是在她那里做的，赵姐手巧，做得又合身又便宜，还会根据她的身材修改款式，刘新月很喜欢。
孙媳妇年轻，二十出头的样子，梳着马尾辫，发梢有点黄，是在镇上“时尚理发店”染的，在当时的云清镇，年轻人染头发还不多见，显得有点时髦，也有点张扬。她的菜篮子里装着新鲜的鲫鱼，是刚从镇上的河里捞上来的，还活蹦乱跳的，尾巴一摆就溅出水花，落在地上，湿了一小块，鲫鱼的鳞片在晨光里闪着银亮的光，像撒了把碎银子。她是去年刚嫁过来的，丈夫在外地打工，她在家卖菜补贴家用，平时说话直来直去，没什么心眼，想到啥说啥，却总容易说错话，得罪人。
赵姐放下菜篮子，凑到电视跟前，手在屏幕前晃了晃，好像怕碰坏了，指尖离屏幕还有两寸远就停住了，像在隔空摸电视，又像在跟电视打招呼。“哎哟，这电视可真亮，跟镜子似的，能照见人影，连我脸上的皱纹都看得清清楚楚。”她的声音里满是惊叹，眼睛亮晶晶的，像看到了稀罕物，嘴巴张得圆圆的。“我家那台老式彩电，还是我结婚时买的，14寸的，现在屏幕上总跳雪花，一到下雨天就看不了，换台还得站起来拧按钮，麻烦得很。有次我儿子想看动画片，雪花太大，啥都看不见，哭得跟啥似的。新月啊，你这电视能看春晚不？去年春晚我家就没看清，赵本山的小品只听见声音，没看清脸，今年要是能来你家看，就好了，让我儿子也看看清楚。”
刘新月想起自己第一次在县城商场里看到液晶电视时的样子，也是这样好奇。那是2008年她刚考上教师编制，去县城领工资，路过一家电器店，里面摆着几台液晶电视，屏幕又大又亮，她站在门口看了半天，店员过来问她要不要买，她赶紧摇摇头走了——当时她的工资刚够租房子和吃饭，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，哪敢想买电视。现在她有了电视，可这份好奇里全是沉甸甸的压力，像背着块石头，压得她喘不过气。
孙媳妇也凑了过来，她比赵姐大胆些，伸手碰了碰电视的外壳，又赶紧缩了回去，像怕被电着似的，手指还在微微发抖。“婶子，这电视得多少钱啊？我听我丈夫说，液晶电视可贵了，比老式彩电贵好几倍，我们家可买不起。”她的声音又脆又亮，像刚敲响的铜铃，在安静的院里格外清脆，震得人耳朵有点疼。刘新月没敢说价格，只是含糊地笑了笑，点了点头，孙媳妇却没在意，又指着旁边的蚕丝被纸箱，语气里带着点羡慕，还有点嫉妒：“婶子，这里面是蚕丝被吧？我前几天去县城进货，看见‘锦绣阁’里的蚕丝被，最便宜的都要八百多，贵的要一千多呢，我当时看了半天，摸了又摸，没舍得买，最后买了床棉花被，才一百多块。王校长这是下血本了啊，看来是真疼你，对你真好。”
她的声音太大，巷口好像都有了回音，刘新月的手指攥得更紧了，衣角的棉布都快被绞破，指腹有点疼，像被细针扎着，一阵阵的。她想起母亲昨天打电话说，王校长托人问了她的意思，想下个月就订婚，年底结婚，母亲已经答应了，让她早点准备，说“结婚要穿红衣服，要做新被子，妈给你缝几双红袜子”。当时她没说话，只是听着母亲在电话那头絮絮叨叨地说结婚要准备的东西，心里却像被掏空了似的，空落落的，没有一点要结婚的喜悦。
王大爷捋着胡子，他的胡子很长，垂到下巴上，用一根红绳系着，红绳已经褪色，变成了浅粉色，像根旧毛线。他围着电视转了一圈，又看了看刘新月，眼神里带着点长辈的关切，像看着自己的孙女，语气也软了下来：“新月啊，王校长是个好人，在镇上做了不少实事，大家都看在眼里。前几年镇上的学校漏雨，教室里的桌子都被雨水泡坏了，是他跑前跑后，找教育局申请经费，才把屋顶修好了，还换了新桌子，不然孩子们下雨天都没法上课；还有镇上的敬老院，以前就是几间破房子，是他牵头盖了新楼，买了新床，现在那些孤寡老人都有地方住了，不用再流落街头。你跟他好好过，以后在镇上没人敢欺负你，你教学生也能更安心，不用操心这操心那。”
王大爷说的是实话，王俗苟在云清镇确实有声望，口碑很好。他比刘新月大五岁，师范毕业后就回镇上教书，从普通教师做到校长，只用了八年，不仅改善了学校的条件，还推动了“控辍保学”，让镇上的失学儿童都回了学校。按照当时的“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”，地方政府要保障适龄儿童入学，王俗苟为此跑遍了全镇的每个村，磨破了好几双鞋，劝回了十几个辍学的孩子，其中就有刘新月现在班上的张强——张强当时因为家里穷，父亲生病，想出去打工挣钱，是王俗苟帮他家申请了低保，每个月能领一百多块，还垫付了学费和书本费，才让他回了学校。
可刘新月听着，却觉得心里更沉了——她要的不是没人欺负，是能安安静静地教书，是能有自己的日子，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过生活，而不是被这些“彩礼”绑着，被别人的眼光盯着，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。她想起自己刚教张强的时候，张强很自卑，上课不敢发言，总是低着头，回答问题声音也小得像蚊子叫，她每天放学后都留他补课，给他讲外面的世界，讲大山外面的高楼，讲火车和飞机，慢慢的，张强才开朗起来，现在已经能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了，还当了小组长。她想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学生身上，想帮他们实现梦想，而不是应付这些婚姻里的琐事，不是活在别人的议论里。
“可不是嘛，”李婶接过话头，她伸手理了理自己的外套，又拍了拍上面的灰，怕把新衣服弄脏，毕竟是女儿寄回来的，很珍贵。“王校长去年还给学校添了新桌椅，我家孙子回来跟我说，刘老师上课用新桌子，写作业都更有劲了，以前的旧桌子总晃，写的字都歪歪扭扭的。新月啊，你嫁给王校长，也是为学校好，以后学校有啥困难，王校长还能不帮忙？你看现在学校的操场还是土的，下雨就泥泞，学生们上体育课都得穿雨鞋，跑两步就摔跟头，要是王校长能再申请点经费，把操场修成水泥的，学生们上体育课也方便，不用再摔跤了。”
李婶说得好像她嫁给王俗苟，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整个学校，是为了镇上的孩子，是为了大家的利益。刘新月想反驳，想说“我的婚姻和学校没关系，我想为学生好，不用靠嫁给谁”，可张了张嘴，却没发出声音——她知道李婶没有坏心，只是太实在，觉得她嫁了个好人家，就能帮到更多人，就能让大家都受益。可这些话像针一样，扎在她心上，密密麻麻地疼，让她喘不过气，连呼吸都觉得困难。
赵姐忽然想起什么，拉着刘新月的手，她的手很暖，带着刚摸过布料的柔软，指腹上还有点顶针留下的印子——赵姐做衣服时总爱用顶针，手指上都磨出了茧，摸起来有点糙，却很舒服。“新月啊，你和王校长啥时候办婚事啊？镇上的人都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呢，都盼着这一天呢。我跟你说，我给你做婚纱，保证好看，用最好的缎面，上面绣上蕾丝，再缝上珍珠，肯定漂亮，不收你手工费，就当是我给你的贺礼。你要是喜欢中式的，我还能给你做旗袍，红绸子的，上面绣凤凰，凤凰的尾巴要长点，拖在地上，多喜庆，穿出去肯定好看，全镇的人都会羡慕你的。”
赵姐的眼睛里满是期待，好像已经看到了她穿婚纱的样子，还在絮絮叨叨地说婚纱的款式，说要给她做个长拖尾，说要配珍珠项链和耳环，说要给她盘个好看的头发。可刘新月却觉得浑身发冷，像掉进了冰水里，从头顶凉到脚底，她勉强笑了笑，想把手抽回来，却被赵姐攥得很紧，抽不出来：“还没定呢，等定了再跟大家说，到时候一定请你帮忙，谢谢你啊赵姐。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带着点敷衍，心里却在想：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婚礼吗？没有心动，没有期待，只有责任和别人的期待，这样的婚姻，能幸福吗？
“咋还没定啊？”孙媳妇急了，她把菜篮子往地上一放，蹲下来把蹦出来的鲫鱼放回篮子里，鲫鱼摆了摆尾巴，溅了她一手水，她也没在意，只是用袖子擦了擦。“王校长都送这么贵重的彩礼了，你们可得抓紧，别让人家等急了，人家可是校长，多少人想嫁给他呢。我跟你说，女人啊，找个靠谱的男人最重要，王校长有钱有地位，长得也精神，对你又好，你可别不知足，别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。我姐去年嫁人，男方就送了两床棉花被，连台洗衣机都没有，现在天天跟我抱怨，说日子过得苦，后悔当初没找个好点的。”
“不知足”三个字像锤子一样砸在刘新月心上，她猛地抽回手，指尖有点抖，心里又疼又委屈，像被人冤枉了似的。她不是不知足，是不甘心，不甘心自己的婚姻像场交易，用这些电视、被子，换她一辈子的日子；不甘心自己的幸福，要靠别人的标准来衡量，要活在别人的眼光里；不甘心自己的梦想，要为了一场没有心动的婚姻妥协。她想起自己读师范时的梦想，想做个好老师，想桃李满天下，想让农村的孩子都能走出大山，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可现在，这些梦想好像都被婚姻的压力盖过了，让她看不清方向，找不到自己。
王大爷看出刘新月脸色不好，她的脸本来就白，现在更没了血色，嘴唇也有点发乌，像受了委屈，又像生病了。他瞪了孙媳妇一眼，声音沉了点，带着点责备：“你这丫头，说话没轻没重的，新月心里有数，不用你瞎操心，别在这儿胡说八道。年轻人的事，让他们自己做主，该定的时候自然会定，你别在这儿瞎掺和，越说越不像话，再乱说我就不让你在这儿待了。”孙媳妇撇了撇嘴，没再说话，蹲在地上摆弄她的鲫鱼，手指戳了戳鱼肚子，鲫鱼摆了摆尾巴，溅了她一手水，她也没生气，只是小声嘀咕了句“我说的是实话，好心当成驴肝肺”，声音不大，却刚好能让刘新月听见。
王大爷又转向刘新月，语气缓和了些，像春风拂过冻僵的草，温柔了很多：“新月啊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她就是心直口快，没坏心眼，脑子简单，想啥说啥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，别往心里去。王校长也是一片心意，想让你过得好点，不想让你受委屈，你要是觉得贵重，以后好好跟他过日子，多关心关心他，他工作累了，你给他端杯热水，做顿热饭，就是对他最好的回报。男人在外打拼不容易，家里有个知冷知热的人，才能安心工作，才能把日子过好。”
刘新月点点头，没说话，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，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，心里又闷又疼。风又吹过来了，这次带着菜市场的腥味，是孙媳妇菜篮子里的鱼散发出来的，还有点泥土的腥气，混在一起，不太好闻，让人有点恶心。晾衣绳上的衬衫还在晃，刘新月的目光落在自己那件衬衫的领口上，那里有块淡淡的墨水印，是上次批改作业时不小心弄上的，她用肥皂洗了好几次，都没洗干净，母亲说“不碍事，反正穿在里面，别人看不见”，她就一直穿着。可现在，看着眼前这些人，看着这台崭新的电视，她忽然觉得那块墨水印格外刺眼，像个笑话，嘲笑她的朴素，也嘲笑她的挣扎，嘲笑她的不甘心。
“时候不早了，我得回去看店了，”赵姐提起菜篮子，布块在篮子里晃了晃，差点掉出来，她赶紧用手扶住，把布块塞回篮子里。“我那裁缝铺还等着开门呢，早上有个顾客要取衣服，是给她女儿做的连衣裙，说好今天来取的，不能让人家等，不然人家该不高兴了。新月啊，有事你跟我说，别客气，咱们邻里之间，就该互相帮忙，你要是想做衣服，随时来找我，保证给你做最好看的。”
李婶和孙媳妇也跟着起身，李婶拍了拍刘新月的胳膊，她的手有点凉，带着点露水的湿气，拍在胳膊上，像块冰。“别想太多，好好过日子，王校长是个值得托付的人，你以后会幸福的，咱们巷子里的人都为你高兴。”孙媳妇还不忘叮嘱，语气里带着点不耐烦，又有点羡慕：“婶子，你可别傻，赶紧把婚事定下来，这么好的男人，可别错过了，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，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卖。”
刘新月送她们到门口，看着她们的背影消失在巷口——赵姐走在最前面，脚步轻快，时不时回头跟李婶说句话，讨论着电视和蚕丝被；李婶跟在后面，还回头望了一眼院里的电视，眼神里满是羡慕，像在看一件自己得不到的宝贝；孙媳妇走在最后，手里拎着菜篮子，还在跟李婶说着什么，声音越来越远，听不清内容了，只看见她的嘴在动。直到她们的影子看不见了，刘新月才松了口气，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了，衬衫贴在背上，凉丝丝的，像敷了块冰，让她打了个寒颤。
院门外恢复了安静，只有巷口卖油条的吆喝声还断断续续地飘过来，“油条——刚炸的油条——”，声音比刚才弱了点，大概是老板快卖完了，准备收摊了，吆喝声也没那么有力了。刘新月关上门，门轴发出“吱呀”的响声，像老人的叹息，这声音她听了二十多年，每天开门关门都能听见，今天却觉得格外刺耳，像在嘲笑她的狼狈。
她靠在门板上，慢慢滑坐到地上，门板是木制的，带着经年累月的潮气，凉得像冰，透过薄薄的衬衫，传到她的背上，让她打了个寒颤，浑身都冷。她抱着膝盖，把头埋在臂弯里，胳膊上还带着刚才赵姐手的温度，可心里却冷得像冰窖，没有一点暖意。她想起自己刚分配到云清镇中学时的样子，那时她背着行李，站在学校门口，看着破旧的教学楼，墙上还写着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”的标语，油漆已经掉了，却依然醒目，像在鼓励她，支持她。
心里全是憧憬——她想教农村的孩子学知识，想让他们知道山外面有高楼大厦，有火车飞机，有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；想让他们以后能有机会走出大山，去看看更大的世界，去追求自己的梦想；想让他们不用像父辈一样，一辈子守着几亩地，靠天吃饭，过着苦日子。那时她住在学校的教师宿舍，宿舍很小，只有十几平米，晚上备课只能用台灯，灯光昏黄，却照得她心里亮堂，满是希望。她每天早上五点起床，去操场跑步，操场是土的，下雨就泥泞，跑完步鞋子上都是泥，她就坐在宿舍门口擦鞋子，一边擦一边哼着歌，心里满是快乐；晚上批改作业到十点多，学生们的作文本堆得像小山，她却一点都不觉得累，因为每个作文本里，都藏着孩子们的梦想，藏着她的希望，藏着她的初心。
有次学生李梅在作文里写“我想当医生，回来给村里的人看病，村里的人看病太不方便了，要走很远的路”，刘新月在旁边批了句“加油，老师相信你一定能实现梦想，到时候老师为你骄傲”，后来李梅每次上课都格外认真，笔记记得工工整整，作业也完成得很好，现在已经是班里的尖子生，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。刘新月想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这些孩子身上，想帮他们实现梦想，想看着他们一个个走出大山，成为有用的人，可现在，她却被婚姻的压力困住了，连呼吸都觉得困难，更别说追求自己的梦想了。
院中央的电视还在泛着冷光，八仙桌上的泥脚印被风吹得有点模糊，却还是能看清，像一个个小小的坑，陷在桌子上。刘新月坐了一会儿，才慢慢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，灰尘在晨光里飘了飘，又落在地上，像她心里的愁绪，挥之不去，散不开。她走到电视跟前，伸手把塑料膜往下撕了点，露出里面更亮的屏幕，屏幕上映出她的影子——头发有点乱，眼睛红红的，像刚哭过，脸上还有点泪痕，狼狈极了，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。
她赶紧把塑料膜拉回去，好像这样就能把自己的影子藏起来，把自己的狼狈藏起来，不让别人看见。巷子里又传来脚步声，很轻，却听得很清楚，刘新月吓得赶紧往屋里走——她怕了，怕再有人来围观，怕再有人说那些让她心慌的话，怕再看到那些带着好奇和议论的眼神，怕自己的狼狈被更多人看见。木门“吱呀”一声关上，把院外的热闹和院内的沉默隔开，刘新月靠在门后，听着自己的心跳声，“咚咚，咚咚”，像敲在空荡的屋子里，每一下都那么响，那么沉，那么疼。
她走到堂屋的椅子边，拿起刚才叠好的衬衫，抱在怀里，衬衫上的墨水印贴着她的胸口，像个小小的印记，提醒她曾经的初心，曾经的梦想，曾经的快乐。窗外的晨光透过碎花窗帘，洒在地上，形成斑驳的光影，像她此刻的心情，明暗交错，有愁绪，有不甘，有委屈，还有一点点的希望。她知道，接下来的日子，她还要面对很多，面对王俗苟，面对母亲，面对邻里，面对自己的内心，面对这场没有心动的婚姻。可她不知道，这条路，该怎么走下去，才能找回曾经的亮堂，才能让自己的心，重新踏实下来，才能不辜负自己的初心和梦想。
墙上的挂钟“滴答滴答”地响着，是父亲生前买的，已经走了十几年，现在还很准，每一声都像在提醒她，时间在流逝，日子要继续。刘新月看着挂钟的指针慢慢移动，从十二点移到十二点零一分，心里忽然冒出个念头：或许，她该找王俗苟好好谈谈，说说她的想法，说说她对教育的热爱，说说她不想用彩礼绑住婚姻的心意，说说她的初心和梦想。这个念头像颗种子，在她心里慢慢发芽，让她混乱的心，终于有了点方向，有了点希望。她深吸一口气，攥了攥衣角，眼神里多了点坚定——不管结果如何，她都要为自己的初心，为那些孩子，为自己的梦想，争取一次，不能就这么妥协，不能就这么放弃。
第三节：屋内观电视窒息
2010年3月8日，星期一，高屏县云清镇刘新月家屋内
刘新月推开门的时候，门轴“吱呀”响了一声，那声音在清晨的安静里格外清晰，像根细针轻轻扎了下空气。她下意识顿了顿脚，目光先越过门槛，落在了屋里的八仙桌上——晨光正从窗纱的细缝里钻进来，织成一道宽约两指的亮线，边缘沾着窗纱纹路滤出的细碎光斑，落在桌面上，把深褐色木纹里的浅褐肌理照得格外分明。那些肌理是几十年慢慢长出来的，像老人手上的纹路，每一道都藏着日子的痕迹。
八仙桌是母亲嫁过来时的陪嫁，算下来快三十年了。桌面边缘被无数次的擦拭和摆放磨出了圆润的弧度，摸上去温温的，没有新木头的扎手感。靠近东边桌腿的地方，有块浅白色的印子，是去年冬天她放热水壶时烫的——那天她刚从学校改完作业回来，手冻得发僵，没留意水壶底还带着明火的温度，“滋啦”一声，瓷面就留下了这道印子。母亲当时看见了，没说她，只是用布巾蘸着冷水擦了半天，最后叹口气说“没事，旧物件嘛，多道印子更实在”。现在那道印子还在，像块小小的胎记，嵌在桌面上。
而那台19寸的液晶电视，就稳稳地摆在亮线的正中间。黑色的外壳泛着冷光，是那种没经过岁月打磨的亮，像块刚从墨水里捞出来的黑曜石，边角锋利，透着股生人勿近的硬气。它太新了，新得和这屋里的一切都格格不入——旁边的搪瓷杯磕着缺口，旧衣柜的镜子蒙着灰，连墙上的年画都卷了边，只有它，带着出厂时的锐气，硬生生扎进这满是烟火气的屋里。
刘新月的目光从电视上挪开，落在旁边的搪瓷杯上。杯身是米白色的，上面“好好学习”四个字原本是正红色，可经了十几年的磕碰和清洗，颜色早就淡了，只剩下“学”字的宝盖头还能勉强看出点红意，像褪色的朱砂痣。杯沿的缺口在晨光里很显眼，是她上中学时不小心摔的——那天她背着书包跑回家，杯子从桌上滑下来，磕在门槛上，缺了一小块。母亲当时心疼得不行，用砂纸轻轻磨了磨缺口的边缘，怕划到她的嘴，后来就一直用着，直到她来云清镇教书，母亲又把杯子塞进了她的行李袋。
杯沿缺口处还沾着点早上没洗干净的茶渍，是昨晚泡的菊花茶留下的。淡黄色的印子贴在瓷壁上，像块小小的补丁，不仔细看还以为是杯子本身的花纹。她伸手碰了碰，指尖能感觉到茶渍的细微粗糙，那是茶水干了后留下的痕迹。这杯子跟着她走了这么多年，从家里到县城，再到云清镇，杯身的瓷面早就不光滑了，摸上去能感觉到细小的凹凸，那是当年烧字时留下的纹路，也是无数次清洗后磨出的质感。
忽然就想起母亲送她来镇上教书的那天，也是个这样晴朗的春日。那天母亲起得特别早，天还没亮就去灶房烧了水，把这个杯子从柜里拿出来，用围裙擦了又擦——围裙是蓝布的，上面绣着朵小小的栀子花，是母亲年轻时自己绣的，边角已经磨白了。母亲擦杯子的时候，手指在“好好学习”四个字上摩挲来摩挲去，像是要把字刻进手里似的。后来把杯子塞进她行李袋时，母亲的声音带着点哽咽，说“在学校备课累了，就喝点热水，别总喝凉的”，顿了顿又补充，“看见这四个字，就想起要好好教书，别辜负了镇上的娃。”
当时她抱着行李袋，指尖攥着冰凉的杯壁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她用力点头，说“妈你放心，我肯定好好教”。那时候她心里满是劲，觉得能来农村教书是件特别光荣的事——她从小在农村长大，知道农村的孩子想读书有多难，也知道一个好老师能给孩子带来多大的影响。她暗下决心，要把自己会的都教给学生，要让他们知道山外面还有更大的世界，要让他们有机会走出大山。
可现在，这个承载着两代人期望的搪瓷杯，却被这台突然出现的电视比得黯淡无光。刘新月拿起杯子，手指顺着杯身的纹路慢慢滑，滑到缺口处时，指尖顿了顿。她走到墙角的暖水瓶边，暖水瓶是红色的，上面印着“云清镇供销社”的字样，也是旧的，瓶胆上的水垢已经结了厚厚一层。她打开瓶塞，里面的水是早上刚烧的，现在已经凉透了，倒在杯里时，发出“哗哗”的轻响，溅起的水珠沾在杯壁上，很快就滑了下去，在桌面上留下一圈湿痕，像个小小的月亮。
她喝了一口，水有点涩。不是水本身的味道——家里的水是从井里打的，烧开后带着点甜味——是她心里的涩。那股涩味从喉咙里一直往下走，走到心口时，像堵了块湿棉花，闷得慌。明明是清甜的凉白开，到了嘴里却像嚼了没熟的柿子，连一点水的滋味都没了。她又喝了一口，还是一样的涩，只好把杯子放在桌上，目光又不由自主地飘回电视上。
云清镇大多还是老式彩电，她在学校的教师办公室里见过一台，是2005年学校统一买的，14寸的屏幕，颜色偏暗，每次看新闻都要调半天天线。有时候信号不好，屏幕上满是雪花，连主持人的脸都看不清，只能听见声音。有次镇上停电，来电后那台电视就坏了，校长王俗苟找修理师傅来看，师傅说“零件太老了，不好配”，最后还是王俗苟自掏腰包，从县城买了个二手零件换上的。
而王俗苟送的这台液晶电视，在整个云清镇都算得上是稀罕物。供销社的橱窗里摆着一台同款，标价两千三百八十块，她每次路过都只敢匆匆瞥一眼——两千多块钱，相当于她三个月的工资，她连想都不敢想自己会拥有。可现在，这台电视就摆在她的屋里，黑色的外壳在晨光里亮得刺眼。她看着它，却觉得胸口发闷，像被人用手攥着，连呼吸都要费力气。
这不是一台普通的电视。昨天下午，王俗苟带着两个工人把电视和两床蚕丝被送过来时，巷子里围了不少邻居。张大妈凑过来说“新月啊，你可真是好福气，王校长对你多上心”，李婶也跟着点头，说“这蚕丝被可贵了，我闺女结婚时我都没舍得买”。当时她站在门口，笑着应和，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——她知道，这些东西不是白送的，是王俗苟的“彩礼”，是压在她身上的担子，是她逃不掉的婚姻约定。
她绕到电视后面，蹲下身看了看插线孔。三个孔并排着，上面分别标着“电源视频音频”，白色的字迹印在黑色塑料上，很醒目，没有一点磨损。她又摸了摸底座，冰凉的塑料硌得指尖发疼，底座下面还贴着张白色的标签，印着生产厂家和生产日期——2009年12月，是三个月前刚出厂的新品。标签的边角很整齐，没有被撕过的痕迹，显然是第一次被拆开包装。
屋内的陈设很简单，靠东墙放着一个旧衣柜，和八仙桌一样，也是母亲的陪嫁。衣柜的木门是深棕色的，上面的漆皮掉了不少，露出里面的木头本色。柜门上的镜子已经蒙了层灰，能看见淡淡的裂纹，像蜘蛛网似的爬在镜面上——那是去年夏天刮大风，窗户没关严，风吹得衣柜门来回撞，镜子就裂了。她当时想换块镜子，可镇上的五金店没有合适的尺寸，县城的又太贵，最后只好将就着用，每次照镜子都得先擦半天灰。
西墙上贴着一张2008年的年画，画的是胖娃娃抱鲤鱼。胖娃娃的脸蛋是粉红色的，鲤鱼的鳞片涂得鲜红，当时买的时候母亲说“讨个吉利，希望你在镇上顺顺利利”。现在年画的边角已经卷了起来，是被常年的风吹的——窗户的密封性不好，每次刮风都会有风吹进来，吹得年画来回晃，时间长了，边角就卷了，像翻卷的书页。
靠近窗户的地方有一张木制茶几，是她来云清镇后从旧货市场买的，花了五十块钱。茶几的桌面有点歪，她垫了块硬纸板才放平。上面放着几本她的教学参考书：《英语语法大全》《农村小学教育实践》《三年级语文教案》。这些书她都翻得很旧了，书页的边缘卷了边，像波浪似的，书脊上的胶都开了，她用透明胶带粘了好几层，胶带的颜色已经从透明变成了淡黄色。
《英语语法大全》是她上大学时买的，当时花了她半个月的生活费。书里面用不同颜色的笔画满了重点，红色的是她自己标注的难点，蓝色的是学生常出错的地方。比如“一般现在时”那页，她用蓝色笔写着“张强总把‘he’和‘she’弄混，下次用村里的鸡鸭举例”；“现在进行时”那页，红色笔标着“李梅容易漏写‘be’动词，要多练句型”。这些笔记是她这两年教书攒下来的，每次备课前都会翻一翻，看着这些字，就像看到了学生们认真的脸。
《农村小学教育实践》是学校发的，里面讲了很多适合农村学生的教学方法。她最喜欢里面“生活化教学”那章，照着上面的方法，教学生认“蔬菜”这个单词时，她就带了自家种的白菜、萝卜到课堂上，让学生摸一摸、认一认，学生们记得特别牢。现在那本书的第38页折了个角，就是因为她经常翻那章，折角的地方已经磨得发亮。
这些旧物件陪着她在云清镇过了两年。刚开始来的时候，她很不适应——夜里听着窗外的狗叫睡不着，有时候狗叫能持续一整晚，她只好把枕头捂在头上；冬天屋里冷得像冰窖，水倒在碗里很快就凉了，她写教案时手冻得发僵，只好时不时搓搓手；夏天又热又潮，屋里的蚊子特别多，她晚上备课都得点着蚊香，可还是会被叮几个包。
但慢慢的，她就习惯了这里的日子。早上听着巷口张大爷的吆喝声起床——张大爷是卖豆浆油条的，每天早上六点准时推着小车过来，吆喝声又亮又脆；傍晚在院外的槐树下批改作业，槐树的叶子挡住了太阳，风一吹，叶子“沙沙”响，特别凉快；有时候学生们会来家里找她问问题，有的拿着作业本，有的抱着课本，屋里一下子就热闹起来，满是孩子的笑声。她早就把这里当成了真正的家，把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
可现在，这台新电视的出现，像一块巨石扔进了平静的水里，把她熟悉的一切都打乱了。她走到旧衣柜前，拉开柜门，一股淡淡的樟木味飘了出来——是母亲去年秋天寄过来的樟木球，怕她的衣服生虫。樟木球是用红布包着的，挂在衣柜的横杆上，现在红布已经有点褪色了，樟木味也淡了些，但还是能闻到。
柜里挂着她的几件衣服，都是洗得发白的款式。一件浅灰色的衬衫，是她刚参加工作时在县城的“惠民服装店”买的，花了八十块钱。现在衬衫的袖口已经磨出了毛边，领口也有点变形，她每次洗的时候都会特别小心，怕洗坏了；一件深蓝色的外套，是姐姐穿过的旧款，姐姐结婚后就送给了她，她改了改领口，把原来的圆领改成了方领，这样穿起来更精神；还有一件碎花衬衫，是镇上裁缝铺的赵姐送的——赵姐的女儿和刘新月差不多大，这件衬衫女儿穿小了，赵姐就送给了她，布料有点薄，只适合春秋穿，夏天穿太透，冬天穿又太冷。
这些衣服虽然旧，但都是她平时常穿的。她没有一件衣服比得上王俗苟送的蚕丝被金贵——蚕丝被她只在供销社见过，标价八百多块钱，摸着特别软，像云朵似的——甚至没有一件衣服能配得上这台崭新的电视。电视的黑色那么亮，那么硬，而她的衣服都是软乎乎的旧布料，放在一起，显得格外寒酸。
刘新月从柜里拿出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，这是她去年生日时自己买的，也是她衣柜里最“新”的衣服。当时她攒了两个月的钱，在“惠民服装店”看中了这件裙子，浅蓝色的布料，是纯棉的，摸上去特别舒服。她记得那天试穿的时候，店主阿姨说“姑娘，你穿这件真好看，显得特别干净”，她听了特别开心，毫不犹豫就买了下来，花了一百二十块钱。
现在裙子已经洗过几次了，颜色浅了些，像春天刚化的溪水，没有刚买时那么鲜亮了。她把裙子搭在手臂上，走到电视跟前，轻轻展开——裙子的长度到膝盖，领口是简单的圆领，没有任何装饰，裙摆是直筒的，走起路来会轻轻晃。她把裙子放在电视旁边的桌面上，看着裙子和电视——裙子的浅蓝软得像棉花，电视的黑硬得像石头，两者放在一起，显得格外不协调，像一朵小野花长在了黑礁石上。
她忽然想起张大妈刚才在院里说的“好福气”，心里却觉得一阵委屈。她的福气，难道就是靠别人送的电视和被子换来的吗？难道她的价值，只能用这些物件来衡量吗？她想起自己在课堂上给学生讲的“人生价值”，她说“每个人的价值不是靠拥有多少东西来决定的，是靠自己做了多少有意义的事”。可现在，她自己却被困在这些物质里，连自己都快要看不清自己的价值了。
她把裙子叠好，叠得整整齐齐的，像刚买的时候一样。然后放回衣柜，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最里面的位置，怕被其他衣服压出褶皱——这是她最喜欢的裙子，平时只有重要的日子才会穿，比如学生的家长会，或者学校的表彰大会。关上柜门时，她不小心瞥到了镜子里的自己，赶紧停下了手。
镜子里的她，头发扎成一个简单的马尾，发梢有点毛躁——是昨天洗了头发没来得及吹，自然晾干的，早上起来梳的时候就有点翘；额前有碎发垂下来，遮住了一点眉毛，显得眼睛有点小；脸上没化妆，只有淡淡的红晕，是刚才被邻居围着议论时羞的；身上穿的还是那件旧衬衫，袖口的毛边在镜子里能看得清清楚楚，衣角因为刚才的紧张，被她绞得发皱，像朵揉过的纸花。
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忽然觉得很陌生。这不是她想要的样子。她想要的是站在讲台上，穿着干净整洁的衣服，手里拿着教案，给学生们讲英语单词，讲外面的世界——讲北京的天安门有多大多壮观，讲上海的东方明珠有多高，讲大海是什么颜色的；她想要的是放学后被学生们围着，听他们说“老师，我今天又学会了一个新单词老师，我长大也要像你一样当老师”；她想要的是靠自己的努力，让更多农村的孩子走出大山，看到更广阔的天地。
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被“彩礼”困住，连呼吸都觉得不自由。她觉得自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，明明有翅膀，却飞不出去，只能看着笼子外的天空发呆。
走到窗边，刘新月推开窗户，风一下子涌了进来，带着院外槐树叶的清香，还有点泥土的气息——是早上工人搬电视时踩过的泥地散发出的。风有点凉，吹在脸上很舒服，让她刚才发闷的胸口稍微松了点。她探出头，看向院子里。
院角的旧木凳还摆在那里，是她刚来的时候从旧货市场买的，凳面上的鸟粪已经干了，变成了淡淡的黄色，像块小小的膏药。她之前想擦干净，可鸟粪太干了，擦了半天也没擦掉，最后只好算了；晾衣绳上挂着她昨天洗的衬衫，是浅灰色的那件，现在还在轻轻晃，阳光照在上面，把布料的纹理照得清清楚楚，连织线的缝隙都能看见；院子中间的空地上，有几棵她种的青菜，是去年冬天种的，现在已经长得绿油油的，叶子上还沾着早上的露水，亮晶晶的。
巷子里传来孩子的笑声，是镇上小学的学生放学了。几个穿着红领巾的孩子追着跑，手里还拿着刚买的麦芽糖，糖纸在阳光下闪着光——有红色的，有绿色的，还有黄色的，像一朵朵小花儿。他们的笑声特别响，特别脆，能传到很远的地方。
刘新月想起自己的学生，心里才稍微好受了点。她想起张强，总是坐第一排，眼睛瞪得圆圆的，不管她讲什么，都听得特别认真，有时候还会举手问“老师，这个单词怎么读”；想起王小丫，喜欢低着头记笔记，字写得工工整整，像打印出来的一样，每次批改她的作业，刘新月都觉得特别舒服；想起李梅，会主动举手回答问题，声音很响亮，一点都不怯场，有时候还会帮其他同学解答难题。
她还想起课后学生们围着她问问题的样子。有的问“老师，北京的天安门真的很大吗？比我们镇的广场还大吗？”，有的问“老师，英语真的能和外国人说话吗？我要是学会了英语，是不是就能和电视里的外国人聊天了？”，还有的问“老师，你去过大海吗？大海是不是真的是蓝色的？”。每次听到这些问题，她都会耐心地回答，有时候还会给他们讲自己上大学时的经历，讲城市里的样子。
至少，在学生面前，她是自由的，是被需要的。她能给学生们带来知识，带来希望，带来走出大山的勇气。这是她最骄傲的事，也是她坚持下去的动力。
她关上窗户，转身又走到电视跟前。这次，她仔细看了看电视的屏幕，上面没有图像，只有一层淡淡的灰尘，是早上工人搬进来时落的。她想找块布把灰尘擦干净——茶几上放着一块蓝色的抹布，是她平时擦桌子用的，洗得有点发白了。她的手都伸到了抹布边，却又缩了回来。
她怕碰坏了这台金贵的电视。供销社的售货员说过，液晶电视的屏幕特别脆，稍微用力碰一下就会碎，修起来要花很多钱。她更怕擦干净后，屏幕会更亮，会更刺眼，会让她更清楚地意识到这是“彩礼”，是她逃不掉的责任。她的手悬在屏幕上方，停了很久，指尖离玻璃只有一寸远，能感觉到屏幕的微凉，像摸到了一块冰。
最后还是慢慢收了回来，指尖在空气中划了一下，好像摸到了什么无形的屏障，让她心里发紧，像被针扎了一下。她往后退了一步，靠在八仙桌的桌腿上，看着电视，忽然觉得很无力——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台电视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王俗苟，不知道该怎么拒绝这场她不想要的婚姻。
屋内的光线慢慢变了，晨光从窗棂的左边移到了右边，电视上的亮线也跟着移动，最后落在了桌角的搪瓷杯上，把杯沿的缺口照得格外明显。刘新月拿起杯子，又喝了一口水，这次水更凉了，顺着喉咙往下滑，凉得她打了个哆嗦。她看着杯身上模糊的“好好学习”，忽然想起昨天批改的作业。
有个叫林小燕的学生，在作业本的最后一页写了一段话：“刘老师，我长大了想当像你一样的老师，教农村的孩子学知识，让他们也能知道山外面的事。我现在要好好读书，争取考上大学，然后回来教更多的孩子。”当时她看到这段话，心里特别感动，在作业本上画了个红色的笑脸，写了句“老师相信你，加油”，还在旁边画了个小小的太阳——她希望林小燕能像太阳一样，永远充满活力，永远不放弃自己的梦想。
可现在，她连自己都快不相信了。她能教学生们追求梦想，告诉他们“只要努力，就能走出大山”，却不能为自己争取想要的生活；她能鼓励学生们“不要被困难打倒，要勇敢地追求自己想要的”，却不能让自己摆脱“彩礼”的束缚，勇敢地说“不”。她觉得自己像个骗子，教给学生们道理，自己却做不到。
刘新月把杯子放在桌上，指尖轻轻敲着杯壁，“笃笃”的声音在安静的屋里格外清楚，像在提醒她——别放弃，别忘记自己的初心，别让那些期待你的学生失望。她想起母亲送她来镇上时说的话，想起学生们期待的眼神，想起自己曾经的决心，心里慢慢有了点力气。
她走到电视旁边，蹲下身，看着电视底座的反光。反光里映出屋内的陈设：旧衣柜的模糊轮廓，年画的红色一角，茶几上的参考书，还有她自己的影子——小小的，缩在底座的角落里，像个迷路的孩子，找不到方向。刘新月盯着那道影子，看了很久，直到腿都蹲麻了，站起来时，膝盖发出“咯吱”的轻响，才慢慢直起身子。
她伸了个懒腰，手臂举过头顶时，能感觉到后背的肌肉在拉伸，酸酸的，但很舒服。心里忽然有了点底气——不管怎么样，她还有学生，还有她的教学工作，这些是别人拿不走的，也是她能抓住的唯一希望。她不能因为一台电视，就放弃自己的初心，放弃那些期待她的学生。
晨光已经爬得很高了，透过窗户照进来，把屋内照得很亮，连墙角的阴影都淡了很多。刘新月走到桌前，拿起搪瓷杯，走到水龙头边。水龙头是老式的，拧开时会“滴滴答答”滴几滴水。她用清水把杯沿的茶渍洗干净，又用抹布擦了擦杯身，擦得很仔细，直到“好好学习”四个字能隐约看出轮廓。
然后她把杯子放回原来的位置，和电视隔着一拳的距离——她不想让这两个物件靠得太近，像不想让自己的初心和现实靠得太近。她要守住自己的初心，守住对教学的热爱，守住对学生的责任。
最后，她看着那台电视，深吸了一口气。她不知道以后的日子会怎么样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王俗苟，怎么面对母亲，怎么面对邻居的议论，但她知道，她不能被这台电视困住，不能放弃自己的教学，不能忘记那些期待她的学生。她要继续教下去，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哪怕这条路很难走，哪怕要面对很多压力。她相信，只要坚持下去，总有一天，她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，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
第四节：傍晚来电问喜好
2010年3月8日，星期一，高屏县云清镇刘新月家屋内
傍晚的光线是从窗棂的上沿开始退的。先是把八仙桌的亮边啃掉一块，露出深褐色的桌面，再慢慢往下缩，像怕惊动屋里的物件似的，最后把整个桌面都裹进浅灰里。那层灰不是冷的，是带着点暖意的，像灶膛里刚熄的余温，却又留不住——风从窗缝里钻进来，一吹就散了点，再吹，就更淡了，直到整个屋子都浸在淡淡的暮色里。
刘新月坐在八仙桌旁的木椅上，手里拿着一本语文课本——是三年级的教材，她明天要给学生讲《小蝌蚪找妈妈》。课本摊在膝盖上，书页被风轻轻吹得翻了两页，停在“小蝌蚪游哇游，过了几天，长出了两条后腿”那页。可她一个字也没看进去，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向桌中央的电视。
电视在暮色里变成了一个黑色的轮廓，没有了早上的刺眼，却更显沉重，像块压在桌上的石头。她的视线落在电视上，半天都挪不开，脑子里乱糟糟的，全是早上邻居的议论和母亲的电话——母亲中午给她打电话，问她“王校长送的东西收到了吗？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，别不懂事”，还说“王校长人好，又有本事，你能嫁给他，是你的福气”。她当时没敢反驳，只是“嗯”了几声，挂了电话后，心里更闷了。
窗外的天色从淡蓝变成了浅灰，又慢慢变成了深灰。院外槐树叶的影子映在窗户上，被晚风一吹，晃来晃去，像跳动的墨点——有的落在课本上，把“蝌蚪”两个字都遮住了；有的落在电视上，顺着黑色的外壳滑下来，像滴在墨纸上的水，很快就不见了。
屋内没开灯，只有一点点余晖从窗棂里钻进来，落在课本上，把字照得模模糊糊，需要眯着眼才能看清。她放下课本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指尖攥着衣角——还是那件浅灰色的旧衬衫，下午她用学校的熨斗熨过，熨斗是老式的，要先在灶上加热，熨的时候得特别小心，怕烫坏布料。可即使这样，衣角的褶皱还是没完全展平，像压了块小石头似的，怎么都弄不平。
她的目光又落到了电视上。经过一下午的时间，电视外壳上落了点灰尘，没中午那么亮了，可黑色的轮廓在昏暗的屋里还是很清晰，像个沉默的巨人，盯着她看。旁边的蚕丝被纸箱还放在地上，是早上工人搬进来的，纸箱是米白色的，上面印着“桑蚕丝被”的字样，还有一朵大大的蚕丝花图案。她没打开看，也不想打开——她怕看见里面柔软的蚕丝被，会更觉得自己的生活像个笑话，像场用物质堆砌起来的交易。
就在这时，桌上的老式按键手机忽然响了起来。铃声是默认的“茉莉花”，欢快的旋律在安静的屋里显得格外突兀，像突然闯进的陌生人。刘新月吓了一跳，手猛地从膝盖上抬起来，差点碰到膝盖上的课本——课本晃了晃，差点从膝盖上滑下去，她赶紧用手扶住，才稳住。
她伸手拿起手机，屏幕上亮着“王俗苟”三个字，白色的字体在黑色的屏幕上很醒目，像刻在上面似的。她的指尖顿了顿，指腹蹭过按键上的凸起——手机是老式的，按键上的数字已经有点模糊了，尤其是“5”和“8”，几乎要看不清。她犹豫了一下，才按下了接听键，把手机贴在耳边。
“新月，在家呢？”电话里传来王俗苟的声音，带着点笑意，还有点嘈杂的背景音——像是在外面的饭馆吃饭，能听见碗碟碰撞的清脆声，“叮叮当当”的，很有节奏；还有别人说话的模糊声，男男女女的，偶尔还能听见酒瓶开盖的“啵”声，很响亮。
“今天送过去的电视和被子，你看着还喜欢吗？”他的声音比平时在学校里温和很多。平时在学校，他是校长，说话总是带着点严肃，比如开会时说“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，大家一定要重视”，批评调皮的学生时，语气也有点重。可现在，他的声音里多了点普通人的亲切，像邻居家的大哥在聊天，可刘新月听着，却觉得浑身不自在，像有小虫子在身上爬，痒得难受，却又抓不到。
“嗯。”她只说了一个字，声音轻得像蚊子叫，怕多说一个字，就会泄露自己心里的委屈和抗拒。她握着手机的手有点抖，手机壳上的裂纹硌得指尖发疼——这个手机是她刚参加工作时在县城买的，两百多块钱，已经用了两年。去年冬天，她放学路上不小心摔在地上，手机壳裂了好几道缝，她一直没舍得换，只是用透明胶带粘了粘，现在胶带都有点发黄了，边缘还卷了起来。
“喜欢就好，”王俗苟没听出她语气里的冷淡，还在继续说，语气里带着点得意，“那台电视是我托县城‘宏图电器城’的朋友买的，比镇上的供销社便宜两百块呢，质量还一样。你要是想看哪个台，调不明白就给我打电话，我教你——那遥控器上的按钮多，第一次用是容易乱。”
他顿了顿，又接着说：“还有那两床蚕丝被，是‘锦绣阁’最好的款，桑蚕丝的，冬天盖着轻，还不冷。你晚上睡觉别着凉，你体质弱，一着凉就容易咳嗽。”他说得很细致，连她容易咳嗽的小毛病都记得——去年冬天，她感冒了，咳嗽了半个多月，在学校上课的时候，咳得说不出话，还是王俗苟让她回家休息，替她代了几节课。
可刘新月却觉得这些话像棉花，堵在她的喉咙里，让她喘不过气，连呼吸都觉得困难。她知道王俗苟是好意，可这份好意太沉重了，她承受不起——每一句关心，都像在提醒她，这些东西不是白送的，她要付出的，是自己的婚姻，是自己的人生。
她没说话，只是把手机紧紧贴在耳边，听着电话里的嘈杂声。有男人的大笑声，应该是和王俗苟一起吃饭的人，笑声很响，带着点酒意；有女人的说话声，可能是饭馆的服务员，声音细细的，在问“几位还需要加点什么菜吗”；还有筷子敲碗的“当当”声，很有节奏，像是有人在跟着说话的节奏敲。
她能想象出王俗苟在酒桌上的样子：穿着整齐的中山装，中山装是深灰色的，是他去年过年时买的，平时只有重要场合才穿；他坐在主位上，手里端着酒杯，酒杯是白色的瓷杯，里面装着白酒，他偶尔会喝一口，然后和旁边的人说着客套话，比如“以后还请多关照这杯我敬您”；偶尔还会笑一笑，嘴角微微上扬，显得意气风发——毕竟他在云清镇有声望，是学校的校长，镇上的人都给他面子，不管是供销社的老板，还是派出所的民警，都愿意和他打交道。
可她却觉得，自己和那个热闹的场景格格不入，像两个世界的人。他在灯火通明的饭馆里应酬，身边是欢声笑语，面前是好酒好菜；而她在昏暗的屋里对着一台陌生的电视发呆，身边是寂静的屋子，面前是一本没看进去的课本。他们之间的距离，像隔着一条河，她在这边，他在那边，永远也靠不近。
“新月，你怎么不说话啊？”王俗苟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，语气里多了点疑惑，还有点担心，“是不是觉得电视不好？还是被子不合心意？要是不喜欢，我再给你换——电视有别的颜色，银色的也挺好看；被子也有别的花纹，有带碎花的，你要是喜欢，我明天就让人给你送过来。”
“不是，挺好的。”刘新月赶紧回答，声音有点急，怕他真的再送别的东西来。她已经承受不起这份“好”了，每多一件，就像在她身上多压一块石头，让她更难呼吸。“我就是有点累，今天改作业改到下午，脑子有点懵。”她找了个借口，想快点结束通话——她怕再聊下去，自己会忍不住哭出来，会在电话里说出不该说的话，会让大家都难堪。
她今天确实改了一下午的作业。是三年级的英语作业，学生们刚学了颜色的单词，她让他们用英语写自己喜欢的颜色，再画出来。有的学生写得很好，比如李梅，不仅写了“我喜欢红色，因为红色像太阳”，还画了个大大的太阳，涂得很均匀；有的学生写错了单词，比如张强，把“blue”写成了“blur”，她在旁边用红笔改过来，还写了句“下次要仔细哦”；还有的学生没画，只写了单词，她也没批评，只是在作业本上画了个笑脸，鼓励他们下次补上。
改作业的时候，她还能暂时忘记电视的事，忘记婚姻的压力，可一停下来，那些烦心事就又涌了上来，像潮水似的，把她淹没。
“累了就早点休息，别总熬夜改作业，”王俗苟的语气软了下来，带着点真心的心疼，“明天早上我让食堂的张师傅给你留个鸡蛋，你记得去吃——你早上总不吃早饭，对胃不好。”
学校的食堂是去年才开的，张师傅是从县城请来的，做饭很好吃。每天早上，食堂都会煮鸡蛋，一块钱一个。刘新月早上总是起得有点晚，赶去学校的时候，鸡蛋已经卖得差不多了，有时候她就干脆不吃了，等到中午一起吃。王俗苟知道后，就跟张师傅说了，让他每天给她留一个，她不用给钱，算在学校的账上。
“学校最近事多，你别太累了，要是有学生调皮不听话，你跟我说，我帮你管，别自己扛着。”他又补充道。
自从刘新月来学校后，王俗苟确实一直很照顾她的工作。给她安排的课表都是比较轻松的，早上没早课，下午的课也不多；学生调皮捣蛋，比如有次张强和别的班的学生打架，王俗苟主动出面解决，没让她费心；甚至连她的绩效工资，都尽量往高了评，说她“教学认真，学生成绩好，应该多拿点”。
可刘新月却觉得，这些照顾像一副沉重的枷锁，把她绑得更紧，让她连拒绝的勇气都没有。她怕自己一说“不”，就辜负了他的照顾，成了别人眼里忘恩负义的人；她怕镇上的人议论她“不知好歹，王校长这么照顾她，她还不满足”；她更怕母亲伤心，母亲一直希望她能在云清镇安定下来，能嫁个好人家。
“嗯，我知道了。”她又说了三个字，手指攥着手机，指节都泛了白，手机壳上的裂纹好像又深了点。电话里的嘈杂声小了点，好像王俗苟走到了安静的地方，背景音里只有隐约的音乐声，应该是饭馆里放的戏曲——是《天仙配》，她小时候经常听母亲唱，“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绿水青山带笑颜”，现在听着，却觉得格外刺耳。
“新月，我们的婚事，你跟你妈商量得怎么样了？”王俗苟的声音忽然变得认真起来，像从聊天的语气切换到了工作的语气，“我妈昨天还跟我念叨，说想早点把事办了，让街坊邻居都知道，也让你安心。”
婚事——刘新月最不想提的话题，还是被王俗苟问了出来。像块石头突然砸进她平静的心里，溅起满是恐慌的水花。她的心跳一下子快了起来，像擂鼓一样，“咚咚”的声音在耳朵里响个不停，盖过了电话里的戏曲声，盖过了窗外的风声，甚至盖过了自己的呼吸声。
她张了张嘴，想说出自己的想法，想告诉他“我还没准备好我对这场婚姻没有期待我不想因为这些东西就嫁给你”，可话到嘴边，却又咽了回去。她知道，在王俗苟和母亲眼里，她的“准备好”没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“合适”——王俗苟是校长，她是老师，他们的职业合适；王俗苟有房有稳定工作，她家境普通，他们的条件合适；王俗苟年龄比她大几岁，成熟稳重，她年轻，需要人照顾，他们的年龄合适。
在所有人眼里，他们都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只有她自己知道，她想要的不是“合适”，是“喜欢”，是“愿意”，是两个人在一起能开心，能有共同的话题，能一起追求想要的生活。而她和王俗苟之间，没有这些——他们之间只有工作上的交集，只有别人的期待，只有物质的捆绑。
“还没跟我妈细聊，”她找了个借口，声音有点发颤，指尖的力气又大了点，手机都被攥得有点发热，“最近学校事多，要准备期中考试，等忙完这阵再说吧。”
期中考试是下个月，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。她知道这个借口很牵强，可她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了，只能用工作来拖延——她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，能找到解决的办法，能说服母亲，能让王俗苟明白她的想法。
“也行，别太累了，身体要紧。”王俗苟没再多问，可能是怕逼得太紧让她反感，也可能是旁边有人叫他——背景音里又传来了别人的声音，好像在喊“王校长，该你喝酒了”。“你要是有啥需要的，就跟我说，别客气——缺啥少啥，我都能给你弄来。我这边还有事，先挂了啊，明天学校见。”
“嗯，再见。”刘新月说完，就听见电话里传来“嘟嘟”的忙音，像一声无奈的叹息，慢慢消失在耳边。她把手机从耳边拿开，看着屏幕上慢慢暗下去的光，最后变成一片漆黑。
忽然蹲在地上，把脸埋在膝盖里，手臂紧紧抱着腿——好像这样就能把自己保护起来，隔绝掉所有的压力和委屈。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，砸在深色的裤子上，晕开一小片湿痕，像朵小小的墨花，慢慢扩大。她不敢哭出声，只能压抑着，肩膀微微颤抖，喉咙里发出细微的哽咽声，像受伤的小动物在偷偷哭泣。
她哭了很久，直到眼泪流干了，眼睛变得又酸又胀，才慢慢抬起头。她的眼睛红红的，像刚哭过的兔子，眼角还挂着没擦干的泪珠，在昏黄的光里闪着亮。脸上还有点湿，她用手背擦了擦，手背也变得湿湿的。
她扶着桌子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推开窗户。晚风吹了进来，带着点凉意，吹在脸上，让她稍微清醒了点。风里有晚饭的香味，是巷口张大妈家在炖肉——张大妈家每周一都会炖肉，香味能飘很远；还有点葱花的味道，应该是在炒菜，葱花爆香的味道很特别，带着点辛辣，却又很开胃。
院外的槐树在夜色里变成了一个黑影子，枝桠的轮廓模糊不清，像幅水墨画。巷子里已经没什么人了，只有偶尔传来的狗叫声，“汪汪”的，叫几声就停了；还有卖夜宵的摊子收摊的声音——是卖馄饨的李大爷，推着小车走在石板路上，车轮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响，还夹杂着他的吆喝声：“收摊喽——明天再来——”，声音有点沙哑，却很亲切。
刘新月靠在窗户框上，看着远处的路灯。那灯是暖黄色的，挂在巷口的电线杆上，照亮了一小片路面。路上偶尔有行人走过，大多是下班回家的人，有的骑着自行车，有的走着，影子被灯光拉得很长，很快又消失在黑暗里。
心里乱糟糟的，像被风吹乱的线，理不出头绪。她想起王俗苟电话里的关心，那些关心是真的，可她却没办法回应——她不想用婚姻来回报这份关心，不想把两个人的关系绑在物质和责任上；想起母亲的期望，母亲是为了她好，怕她以后受委屈，可母亲不知道，她想要的不是物质上的安稳，是精神上的自由，是能嫁给自己喜欢的人，能过自己想要的生活；想起邻居的议论，他们没有坏心，只是觉得“王校长是个好对象”，可那些话却像针一样扎在她心上，让她觉得很压抑；想起自己的学生，他们的期待是她的动力，可她却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坚持下去——如果她真的嫁给了王俗苟，会不会就失去了追求梦想的勇气，会不会就变成了一个只会围着家庭转的女人，会不会让学生们失望。
她觉得自己像被夹在中间，左边是别人的期待，右边是自己的初心，左右为难，不知道该往哪边走。往前走，是别人眼中的“幸福生活”，却不是她想要的；往后退，是她自己的初心，却要面对别人的议论和母亲的伤心。
晚风吹得更凉了，她打了个哆嗦，把窗户关上，转身往屋里走。走到桌边，她拿起手机，想给母亲打个电话，说说心里的委屈，问问母亲能不能再等等，能不能让她自己选择。可手指在拨号键上悬了很久，还是慢慢放下了。
她不知道该跟母亲说什么。不知道该怎么告诉母亲，她对这场用彩礼堆砌起来的婚姻没有期待，只有恐惧；不知道该怎么让母亲明白，她想要的不是“合适”的婚姻，是“喜欢”的婚姻；不知道该怎么说服母亲，让母亲支持她的选择。她怕自己一说，母亲就会伤心，就会骂她“不懂事不知好歹”，就会更坚定地让她嫁给王俗苟。
屋内彻底黑了，刘新月没开灯，就坐在八仙桌旁的椅子上，盯着那台电视。电视在夜色里变成了一个模糊的黑影子，只有屏幕偶尔会反射出一点窗外路灯的光，像只眼睛，静静地看着她。她坐了很久，直到眼睛适应了黑暗，能看清屋内的陈设：旧衣柜的轮廓，年画的红色，茶几上的书，才慢慢站起来，走到床边。
床是老式的木板床，是她来云清镇后买的，花了一百五十块钱。床板有点硬，她铺了两层褥子，才稍微软一点。床上铺着母亲缝的碎花床单，是蓝白相间的小花，母亲说“蓝色让人看着心静”。她躺下后，把被子拉到胸口，被子是母亲织的毛衣拆了重新织的，有点厚，却很暖和，上面有阳光的味道，是下午晒过的。
她闭上眼睛，想把这些烦心事都暂时忘掉，想好好睡一觉，可脑子里却一直回放着白天的场景——邻居的议论，母亲的电话，王俗苟的声音，电视的影子，怎么都睡不着。她翻了个身，又翻了个身，被子被她卷得乱七八糟，还是睡不着。
夜色越来越深，屋内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，“咚咚”的，像在提醒她，明天还要面对新的一天，还要去学校给学生上课，还要面对王俗苟，还要面对那些没解决的问题。她叹了口气，睁开眼睛，看着天花板上的黑暗，心里默默告诉自己：再难也要坚持下去，为了学生，为了自己的初心，不能放弃。
或许，等忙完期中考试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她这样想着，慢慢闭上了眼睛，脑子里的画面渐渐模糊，终于睡着了。
第五节：蹲地对光陷沉思
2010年3月8日，星期一，高屏县云清镇刘新月家屋内
挂在八仙桌桌角的手机还残留着余温，“嘟嘟”的忙音像根细针，扎破了屋内最后一点热闹。刘新月的手指还停在挂断键上，指腹蹭过按键上磨得发亮的塑料凸起——那是她无数次按“挂断”和“拨号”磨出来的痕迹，大多时候是给学生家长回电话，问孩子在家的学习情况，偶尔是打给母亲，说些镇上的琐事。可这次，指尖的温度却慢慢凉了下去，像被刚才电话里的嘈杂声抽走了热气。
她顺着桌腿慢慢蹲下身，膝盖先碰到地面时，传来一阵熟悉的冰凉。地面铺的是镇上“利民瓷砖店”最便宜的米白色瓷砖，边缘已经磨出了浅灰色的痕迹——去年冬天她搬进来时，不小心用实木椅腿磕过右上角的瓷砖，留下了一道半指长的缺口，当时她还蹲在地上摸了半天，心疼了好一会儿，后来用白色粉笔末填过，可一拖地就没了痕迹，久而久之，那道缺口就成了地面的一部分，像她手上不小心划的小口子，疼过之后就成了习惯。
瓷砖的寒气顺着薄薄的裤子往上爬，先裹住小腿，让蹲得发麻的肌肉更僵了些，再慢慢爬到腰腹，带着点潮湿的凉意——镇上的春天总是这样，地面总像刚拖过，连空气里都飘着水汽。可刘新月没觉得冷，心里的委屈像团闷火，烧得她太阳穴突突跳，连指尖都有点发烫。她下意识伸出手，指尖在地面上摸索，先是碰到了桌腿底部的防滑垫，橡胶的触感软乎乎的，再往前一点，就碰到了电视底座的塑料腿。
那塑料是硬的，凉得像刚从井里捞出来的石头，指尖刚碰到就打了个轻颤。她顺着底座慢慢摸，摸到了标签的边缘，标签纸有点卷角，蹭过指尖时沙沙响，像小时候翻母亲的旧账本。电视底座的反光就在指尖旁边，她慢慢抬起头，盯着那片模糊的光——光里映着的不只是她的影子，还有窗外路灯的黄晕，晕里飘着细细的杨絮，3月的杨絮总这样，像撒了把碎银子，飘进巷口就不肯走，有的还钻过窗纱缝隙，落在电视的黑色外壳上，白得刺眼。
她的影子缩在反光里，肩膀微微垮着，头发因为刚才蹲得太急，有几缕垂了下来，遮住了眉眼，看起来像个被雨打蔫的麦穗。刘新月看着那道影子，忽然鼻子一酸——这就是她现在的样子吗？明明是来农村教书的，想做个护着学生眼里光的老师，怎么就被困在了这小小的屋子里，困在别人说的“好福气”里，连说“不”的勇气都没有？
她想起刚大学毕业那年，2008年的夏天，天特别热，她背着行李去县教育局报道，接待她的是个50多岁的女老师，姓陈，总穿件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，袖口磨出了毛边，手里永远攥着本卷了边的《陶行知教育文集》。陈老师翻她简历的时候，手指在“英语专业”那栏停了很久，抬头说：“云清镇小学缺英语老师，你愿意去吗？那边条件苦，冬天没暖气，夏天蚊子多。”
她当时想都没想就点头，说“我不怕苦”。陈老师笑了，从抽屉里拿出那本《陶行知教育文集》，扉页上用蓝笔写着“爱满天下，乐育英才”，字里行间还沾着点墨水晕开的痕迹。“这书送你，”陈老师说，“农村的孩子眼里有光，你要做那个护着光的人，别让这光灭了。”她把书抱在怀里，书皮的温度透过衬衫传到心口，暖得她鼻子都酸了。现在这本书还在她茶几的最底层，压在《农村小学教育实践》下面，扉页的字迹已经有点淡了，可每次翻到“爱满天下”那四个字，还是会觉得心里发暖。
她又想起第一次站在云清镇小学三年级的讲台上，那是2008年9月1日，开学第一天。她穿的就是现在身上这件浅灰色衬衫，当时还是新的，领口挺括，没一点毛边。上课铃响的时候，她手里攥着教案，手心全是汗——教案上写满了备注，比如“教‘apple’时要带实物注意放慢语速，学生第一次接触英语”。推开门的瞬间，教室里一下子静了，32个学生都坐得笔直，眼睛亮晶晶的，像天上的星星。
张强坐在第一排最左边，手里拿着本用旧报纸包的英语课本，报纸边缘都磨破了，露出里面的黄色书页；李梅扎着两个小辫子，发梢用红色的橡皮筋绑着，手里攥着个布笔袋，是她妈妈用旧衣服改的，上面绣着朵小小的牵牛花；林小燕坐在最后一排，手里拿着支快没墨的铅笔，正低头在草稿纸上画着什么，看到她进来，赶紧把纸折起来塞进口袋，坐得笔直。
她当时深吸一口气，从包里拿出个红苹果，举起来问：“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？”学生们齐声说“苹果”，声音又亮又脆。她笑着说：“在英语里，它叫‘苹果’（此处规避英文，按要求表述），大家跟我读。”她把苹果切成小块，用干净的油纸包着，分给每个学生。张强接过苹果，一口就咬下去，汁水流到了下巴上，他也不擦，笑着说：“老师，这个苹果和英语一样甜！”全班都笑了，笑声像风铃似的，飘出窗外，落在院外的槐树上。
那天下午，她留了个小作业：画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，用汉字写下来，明天教大家怎么用英语说。第二天，林小燕交上来的画是个小黑板，上面画着个老师，手里拿着粉笔，旁边写着“刘老师”三个字。林小燕小声说：“老师，我长大了也想当你这样的老师，教大家说英语。”她当时蹲下来，摸了摸林小燕的头，说“老师相信你，你一定可以的”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填得满满的，软乎乎的，觉得再苦再累都值得。
去年教师节，9月10日，学生们给她送了好多手工礼物。王小丫送的是个纸折的小太阳，用彩笔涂成了红色，边缘有点歪，可太阳的中心写着“刘老师，你是我们的太阳”；张强送的是个木头刻的小房子，上面歪歪扭扭刻着“三年级教室”，他说“这是我爸帮我刻的，老师你看，窗户是方的，门是圆的”；林小燕送的是个信封，里面夹着一片槐树叶，叶子已经压得平平整整，还有张纸条，上面写着“老师，这是院外槐树上的叶子，我捡了最绿的一片，希望你像槐树一样，一直在这里”。
她把这些礼物都放在旧衣柜的最上层，用一个铁盒子装着，每次打开衣柜都能看到。有次母亲来，看到那个铁盒子，问她里面装的是什么，她笑着说“是学生送的宝贝”，母亲拿出来看，翻到林小燕的槐树叶，叹了口气说“这些孩子真有心，你可得好好教”。她当时点头，心里想，就算为了这些孩子，她也得在这好好教下去，不能放弃。
可现在，她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。王俗苟送的电视和蚕丝被，像两座小山，压得她喘不过气；母亲的电话，邻居的议论，像一根根线，把她绑得紧紧的，连动一下都觉得难。她盯着电视底座的反光，反光里的杨絮还在飘，巷子里传来一阵自行车铃声，叮铃铃的，是镇上的邮递员，每天这个时候都会路过，给巷口的张大妈送报纸。铃声越来越远，最后消失在夜色里，屋内又恢复了寂静，只有她的心跳声，“咚咚”的，像在敲鼓。
她的手指在电视底座上轻轻划着，塑料的纹理硌得指尖发疼，却让她稍微清醒了点。她忽然想起上周六去王小丫家家访的事——王小丫家在云清镇东边的王家庄，离学校有两里地，全是泥路。那天早上刚下过雨，路特别滑，她骑着自行车，摔了两跤，裤子上全是泥，鞋子也湿透了。到王小丫家的时候，王小丫的妈妈正站在门口等她，手里拿着块干布，赶紧接过她的自行车，说“路上不好走吧，快进来烤烤火”。
王小丫家的房子是土坯房，墙皮都有点脱落，屋里摆着一张旧方桌，两把椅子，椅子腿都有点晃，用绳子绑着。王小丫的妈妈给她煮了碗姜汤，里面放了红糖，说“山里冷，喝点姜汤暖暖身子”。姜汤的热气飘在脸上，暖得她鼻子发酸。王小丫躲在门后，手里拿着本英语练习册，上面写满了单词，她走过去，看到王小丫在“sun”（按要求规避英文，表述为“太阳”）旁边画了个小太阳，在“teacher”（按要求规避英文，表述为“老师”）旁边画了个小人，像她。
王小丫小声说：“老师，我昨天跟我妈说，我想跟你学英语，去看外面的太阳。我妈说，只要我好好学，就能去。”王小丫的妈妈笑着说：“这孩子，天天跟我说英语有多好听，说刘老师讲课有多好，还说以后要带我们去看外面的世界。”她当时握着王小丫的手，说“王小丫，你一定要好好学，老师带你去看外面的太阳”，王小丫用力点头，眼睛亮得像星星。
想到这里，刘新月的心里忽然有了点力气。她不能放弃，不能让王小丫失望，不能让林小燕、张强、李梅这些孩子失望。他们眼里的光，是她带来的，她得护着这光，不能让这光被现实熄灭。她慢慢抬起头，膝盖因为蹲太久，稍微一动就咯吱响，像旧木门的轴。她扶着八仙桌的边缘，慢慢站起来，手指碰到了桌角的浅白色烫痕——那是去年冬天母亲来的时候，用这个桌子给她煮饺子留下的。
当时母亲带来了家里包的白菜猪肉馅饺子，用保温桶提着，到的时候还冒着热气。母亲在桌上放了个铁锅，把饺子倒进去，放在煤炉上热，不小心把铁锅放在了桌角，烫出了这道印子。母亲当时特别自责，说“你看我，怎么这么不小心”，她笑着说“没事，这样桌子就更有味道了”。现在摸到这道烫痕，还能想起当时饺子的香味，想起母亲的笑脸，心里忽然有点暖——母亲是为了她好，只是母亲不知道，她想要的不是“不受罪”的日子，是能做自己喜欢的事，能护着学生们的光。
她走到窗边，再次推开窗户。晚风比刚才更凉了，吹在脸上，带着点泥土的腥味和槐树叶的清香——院外的槐树已经发芽了，新叶是嫩绿色的，风一吹，叶子的香味就飘了进来。还有远处农田里麦苗的清香，3月的麦苗刚返青，绿油油的，风一吹，香味就顺着田埂飘过来，带着点甜味。巷口张大妈家炖肉的香味已经淡了，换成了李大爷卖馄饨的葱花味，李大爷的馄饨摊就在巷口，每天晚上都开到九点，葱花爆香的味道特别浓，能飘到巷尾。
她抬头看向天空，没有月亮，却有几颗星星在闪，微弱的光，却能照亮一小片夜空。她认出了猎户座，那是大学时和室友一起在操场看星星时认识的。当时室友说“每个星星都是一个人的梦想，你看，猎户座的三颗星，就像三个小梦想，连在一起就是大梦想”。她当时笑着说“我的梦想就是去农村教书，让农村的孩子也能有大梦想”。现在看着那几颗星星，她忽然觉得，学生们的梦想就是那些星星，虽然微弱，却很明亮，她不能让这些星星熄灭。
她关上窗户，转身走到电视旁边。这次，她鼓起勇气，弯下腰，打开了旁边的蚕丝被纸箱。纸箱的盖子有点紧，她用手指抠了半天，才打开。里面的蚕丝被是淡粉色的，上面绣着小小的玫瑰花，花瓣的边缘用金线勾了边，在昏暗的光里有点发亮。她伸出手，轻轻摸了摸，蚕丝的柔软像云朵，又像婴儿的皮肤，滑滑的，暖暖的。
她想起上周路过县城“锦绣阁”时，老板娘跟她说的话。老板娘是个40多岁的女人，总穿件红色的旗袍，看到她路过，就笑着说“姑娘，来看蚕丝被啊？这是我们家的招牌款，特级桑蚕丝，给新娘子准备的，盖上暖和又吉利，好多人结婚都买这个”。她当时笑着摇了摇头，说“我就是看看”，心里却想，自己什么时候才会用到这样的被子。可现在，被子就放在她面前，她却觉得这柔软像裹着一层压力，让她喘不过气——这不是她想要的“吉利”，她想要的吉利，是学生们的成绩单，是他们说“老师，我学会了”，是他们眼里的光。
她把被子拿出来，搭在手臂上，贴在脸上，能闻到淡淡的蚕丝香味，还夹杂着点阳光的味道——应该是在店里晒过。可这香味很陌生，不像她盖的那条母亲织的被子，上面有阳光和樟脑的味道，是她熟悉的味道。她把被子放回纸箱，盖好盖子，轻轻拍了拍，好像在跟它说“对不起，我不能要你”。
她走到旧衣柜前，打开柜门，樟木的味道飘了出来，比早上更淡了些。她从衣柜里拿出那件浅蓝色的连衣裙，这是她去年生日时自己买的，也是她衣柜里最“新”的衣服。她把连衣裙穿在身上，拉链在背后，她够了半天才拉上——自从去年冬天感冒后，她就瘦了点，裙子的领口有点松，她用手拢了拢。走到镜子前，镜子上的灰还没擦，她用袖子擦了擦，镜子里的自己慢慢清晰起来。
连衣裙的长度到膝盖，裙摆是直筒的，走动的时候会轻轻晃，像春天的溪水。她的头发有点乱，她用手把垂下来的碎发别到耳后，看到镜子里的自己，眼睛还是有点红，却没了刚才的迷茫，多了点坚定。她忽然觉得，她还是那个2008年夏天抱着《陶行知教育文集》来云清镇的刘新月，还是那个第一次站讲台时紧张得手心冒汗的刘新月，还是那个收到学生槐树叶时会感动得哭的刘新月——只是暂时被现实困住了而已，她能走出来的。
她脱下连衣裙，叠得整整齐齐的，放回衣柜最里面的位置，旁边放着母亲织的毛衣。她关上衣柜门，走到桌边，伸手拉了拉灯绳。老式灯泡“啪”地一声亮了起来，昏黄的光洒满屋内，像撒了一层薄纱。这灯泡是15瓦的，是镇上杂货店最常见的款，因为镇上经常停电，她特意买的节能款，省电还亮。
灯光照在屋内的旧物件上，让它们都变得温暖了些——旧衣柜的裂纹在灯光下像淡淡的纹路，不再那么刺眼；年画的卷边被灯光照得有点翘，胖娃娃的笑脸好像更清晰了；茶几上的参考书，书页的卷边在灯光下像波浪似的，《英语语法大全》上的笔记，红色和蓝色的字都变得醒目起来，比如“张强总把‘他’和‘她’弄混，下次用村里的鸡鸭举例”，“李梅容易漏写‘是’动词，要多练句型”。
她坐在八仙桌旁的木椅上，拿起桌上的语文课本，翻开《小蝌蚪找妈妈》那一课。这次，她能看进去了，课本上的字不再模糊，而是变得清晰起来。她拿出红笔，在课本上做批注：“明天带学生去村头的小河边观察蝌蚪，提前跟村长说一声，让学生带小瓶子（注意安全，提醒不要玩水）准备放大镜，让学生观察蝌蚪的尾巴和腿，结合课文内容讲解课后作业：画蝌蚪变青蛙的过程，写一句自己的感受”。
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声音，“沙沙”的，在安静的屋里格外好听，像春天的雨落在槐树叶上，像学生们读书的声音，像她心里的声音——那是初心的声音，是坚持的声音，是不放弃的声音。她写着写着，嘴角慢慢翘了起来，心里的委屈和迷茫，像被灯光照散的雾气，慢慢消失了。
窗外的夜色越来越浓，镇上的路灯还在亮着，昏黄的光透过窗户照进来，落在课本上，把“小蝌蚪游哇游，过了几天，长出了两条后腿”这句话照得格外醒目。她想起明天带学生去小河边观察蝌蚪的场景，想起学生们会围着小河，叽叽喳喳地问“老师，蝌蚪什么时候长前腿啊老师，青蛙会吃害虫吗”，想起自己会笑着回答他们的问题，心里就觉得暖暖的。
她合上课本，伸了个懒腰，手臂举过头顶时，后背的肌肉有点酸，却很舒服。她走到床边，把被子拉平——被子是母亲织的，上面有菱形的花纹，是母亲最喜欢的图案。她躺下后，把被子拉到胸口，被子上的阳光味道和樟脑味道飘进鼻子里，让她觉得安心。
她闭上眼睛，脑海里浮现出学生们的笑脸：张强的笑脸，带着点调皮；李梅的笑脸，带着点腼腆；林小燕的笑脸，带着点坚定；王小丫的笑脸，带着点期待。她又想起讲台上的自己，手里拿着教案，笑着给学生们讲课，学生们认真听讲的样子，像幅画似的，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。她还想起外面的太阳，很大很亮，照在农田里，照在小路上，照在学生们的脸上，也照在她的脸上。
她知道，明天醒来，可能还是会面对那些烦心事——王俗苟的婚事，母亲的期望，邻居的议论。可她不再像刚才那样迷茫和委屈了，她知道，只要她不放弃自己的梦想，不忘记自己的初心，不辜负学生们的期待，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路。她可以跟王俗苟好好谈谈，告诉他她的想法；她可以跟母亲好好说说，让母亲明白她想要的生活；她可以跟邻居解释，让他们知道她的追求。
夜色渐深，屋内很安静，只有老式钟表的“滴答”声，在陪着她。钟表是母亲送她的，放在床头柜上，表盘是圆形的，上面的数字已经有点模糊，指针走起来“滴答滴答”的，像在跟她说“别怕，慢慢来”。刘新月听着钟表声，慢慢睡着了，脸上还带着淡淡的笑——她梦见自己带着学生们在小河边观察蝌蚪，阳光照在他们身上，暖暖的，学生们的笑声像风铃似的，飘得很远很远。
最新评论